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其中，重庆因特殊的战略地理条件和时代背景，从偏处西南的内陆城市迅速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在此期间，重庆人民与全国民众共赴国难，齐聚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担负起抗战图存的历史使命，不分前线后方，不分男女老幼，共度时艰，以坚韧意志和巨大牺牲，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应有贡献。

承接内迁机构及人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在民族大义面前，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团结合作。在中共倡导和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旗帜，抗战烽火燃遍大江南北。然而，因敌我力量悬殊，平、津、沪相继沦陷，宁、汉局势也继而告急。在此紧要关头，国民政府从坚持长期抗战出发，于11月15日以国防最高常务会议名义作出“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决议。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强调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继续抗战”。1937年底，随着国民政府军政各枢纽机关及人员相继抵渝，重庆正式成为战时首都。

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民主党派、民众团体相继聚集于此，英、美、苏等30多个国家驻华使馆及40多个国际机构和新闻媒体同步迁渝，重庆至香港、仰光、河内等国际航线先后开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即在重庆建立，全面指挥同盟国军在中国及东南亚的作战。至此，重庆由一座偏居西南的内陆城市迅速崛起为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国际城市，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

抗战时期，重庆兵工厂工人正在生产枪支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重庆及整个西南地区作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为坚持抗战、保存国之命脉，我国中东部及沿海地区大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工矿企业、银行金融、科研院所、教育卫生、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等重要机构纷纷内迁，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精英汇聚重庆，无数因逃避战火背井离乡的“下江人”也不断涌入重庆。重庆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人口从1936年的45万猛增至1945年的125万。国运艰危之时，重庆无私容纳各地血肉同胞，以厚实的土地支撑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人口大流动、生产力大转移和文化大扩展。

在脆弱性，且几度出现危机。尽管如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坚持团结抗战，维系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治态势始终未改变，直至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在重庆成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哨阵地。在与国民党的交往中，南方局坚定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高举抗日与民主旗帜，灵活运用“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的政治策略，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紧密配合，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过程中，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把握国共合作抗战的主动权，几度扭转了国共关系濒于决裂的局势，维系了国共团结抗战大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政治层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重庆不仅见证了国共团结抗战的曲折历程，更见证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的卓越贡献。

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是中国抗战坚持并取得胜利的政治前提。全民族抗战时期，重庆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见证了其发展的曲折历程。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得以建立，但由于国共两党在政治主张和抗战路线上存在分歧，这一战线从建立之初就存

除国共两党外，在重庆的统一战线政治舞台上，还活跃着广大中间力量及政治代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迫于形势逐步放松党禁，容许抗日党派存在。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国民参政会设立，在客观上为各党派开展抗日民主活动提供了新的政治平台。此后，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及三届历次会议均在渝召开。在中共参政员及南方局的帮助和支持下，各中间党派通过参政会表达政治主张，积极投身抗日民主运动，推动参政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抗战民主的提案。同时，中间力量利用自身优势奔走周旋于国共之间，对消弭两党政治分歧、维护抗战团结发挥了积极作用。1941年3月，在南方局的支持下，代表中间力量的“三党三派”为谋求自身发展，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使中间力量得到极大发展，成为国共两党之外不容忽视的第三方抗战力量和维护国共合作、推动抗战民主的重要政治力量。为最大限度争取中间势力，南方局还促成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等民主党派的建立，开拓了统一战线新格局，奠定了新中国的主要政治基础。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和其他政治力量在重庆的政治环境中，既联合又斗争，既求同也存异，促成坚持抗战成为主流、团结御侮得以实现。各党派为团结民主、救亡图存所作的努力，汇聚成救国兴邦的历史合力，共同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支撑抗战生产建设

抗日战争是民族存亡之战。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心，是支撑全国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重庆人民勇敢担负起建设大后方、支援抗战的艰巨任务，以血肉之躯筑起中华民族的不屈脊梁。

全民族抗战时期，为保障战时物资供应，重庆人民在频繁空袭威胁下加紧生产。兵工、钢铁、煤炭、电力、生铁、机械、石油、纺织、粮食等重要物资产量不仅没有减少，还逐年增中国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人合影。

左起：罗隆基、沈钧儒、张澜、左舜生、史良、章伯钧

长。以兵工为例，重庆平均每月共生产步枪1.34万支、机枪750挺、枪弹2120万发、大炮382门、炮弹24.02万颗、手榴弹20.5万颗，成为抗战前线武器供应的重要来源地。为弥补军费不足，重庆人民积极捐钱、捐衣、捐物，金额达数亿元。至1942年，重庆累计募集战时美金公债1000余万美元，认购建国储蓄价值3.6亿元，居全国之首。为补充兵源，在投入大部分青壮年保证战时正常生产和各项建设工程顺利进行的情况下，重庆还向抗日战场输送了约5万名战士。抗战后期，在全国性的十万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运动中，短短两个月时间，重庆市区就动员了5120人报名参军，超出配额近一倍。为保障战时基础设施建设，大量民工先后投入市区防空洞和军事掩体工程建设，新筑或修缮汉渝、川陕、川黔、川滇、川湘等战略公路，抢修巴县白市驿等空军基地。他们吃糠咽菜，用子、锄头、扁担等原始工具，创造了支持抗战的壮举。

艰危岁月里，重庆人民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为挽救民族危亡奋斗。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社论称赞重庆人民为抗战胜利“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他们“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真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感激”！

谱写共同御敌精神壮歌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既是中日两国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较量，也是中日两个民族在意志和精神上的一场较量。面对亡国危机，重庆人民进发出的爱国热忱在抗战中得到锤炼与升华。他们抱定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汇聚起磅礴力量共御外敌，谱写了一曲铿锵有力的爱国主义赞歌，为鼓舞全国军民坚持抗战注入了精神动力。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概括，心系民族命运的巴渝儿女正是以此爱国情怀共赴国难。奔赴前线的将士以不畏牺牲之志，英勇战斗，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用鲜血和生命履行了保家卫国的职责。留守后方的重庆人民加紧生产粮食，积极缴纳税赋支援前方，以最朴实无华的行动诠释了爱国主义和民族重任的内涵。工人们在日机轰炸的危险情况下，“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曾尽了和正尽着最大的努力，为了争取抗日的胜利”赶制武器弹药和被服。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办工厂、编报纸、做宣传、组团体，为抗战奔走，为胜利驱驰。

作为战时首都，重庆为抗战付出巨大牺牲一—重庆是遭受日军轰炸规模最大、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惨重的中国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在重庆大轰炸中，全市直接伤亡人口共计15868人，财产损失约64亿元。在承受不幸的同时，重庆人民站在燃烧的废墟旁喊出“再炸再修”“愈炸愈强”的口号，通过生产自救、团结互助，共克时艰。重庆人民用血肉之躯、艰辛劳作构筑起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抗战后方，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敬佩与支援。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对“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者之束缚”的重庆人民深感钦佩，称其“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意志与决心”。美国总统罗斯福也称赞重庆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其精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

抗战时期，重庆还孕育出了光照千秋的红岩精神。风雨如磐的岁月中，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在坚持抗战民主进步、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领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将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气节相结合，培育形成了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蕴含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精神的红岩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废祝利 全国投降师偶式一警

80年前，重庆在日军轰炸中巍然屹立，成为“全世界最英勇之城市”，“为举世所崇敬”。今天，纪念抗战更应倍加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从悲壮历史中汲取伟大精神力量，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改革发展的新成就谱写民族复兴伟业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