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国共两军于多条战线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尽管我军人数相对较少，装备亦显不足，然而，凭借我军将领们卓越的指挥艺术，我们仍接连取得了数场辉煌的胜利。其中，粟裕将军在苏中战场七战七捷，共歼敌5.3万人；晋冀鲁豫的刘伯承、邓小平两位将领，亦在定陶战役中大获全胜。
然而，几家欢笑几家泪，正当粟裕、刘邓奋勇向前之际，抗战时期最为强大的军区——晋察冀军区却接连遭受重创，败于地方军阀傅作义之手。
聂荣臻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部署了夺取北线“三路四城”的战略，意图将战火蔓延至蒋介石统治的区域。所谓“三路”，指的是正太、同浦和平汉三条铁路线；而“四城”则是指石家庄、保定、大同和太原这四座重要城市。若此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华北的战局必将得到根本性的稳定。
晋察冀地区所遭遇的国民党军队力量，包括孙连仲所率领的十一战区下辖的八个军、阎锡山指挥的第二战区所辖的两个军，以及傅作义执掌的十二战区管理的三个军，总计兵力高达43万。相较之下，晋察冀军区此时所能调动的兵力约为21万人。
在与国民党军队交战时，我军通常采取先易后难的战略，先对付地方杂牌部队，再逐步挑战装备精良的中央军。然而，聂荣臻所遭遇的战局却迥然不同。华北地区的中央军实力并不雄厚，缺乏诸如五大主力或第一师那样的美械部队；而阎锡山的晋军也普遍被认为是实力薄弱的军队，不值一提。但问题在于傅作义的军队。华北地区是罕见的现象，地方军的力量竟然超越了中央军。
傅作义，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亦是被尊崇的抗日英雄。他的声名鹊起，始于北伐战争的烽火之中，涿县保卫战的辉煌战绩更使他声名远播。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傅作义指挥部队屡创佳绩，深得抗日军民的赞誉。彼时，他与八路军的关系尤为密切。他的部队更是积极采纳八路军的作战策略和严明军纪，因而被誉为“七路半”，成为我军极为信赖的盟友。
傅作义所倚重的精锐之师，非同凡响，正是赫赫有名的35军。该军以勇猛顽强著称，装备了400辆道奇大卡车，机动性极强。美军顾问在考察35军后，对其赞誉有加，认为它是中国最优秀的军队之一，甚至认为其实力超越了我军的五大主力部队。
毛泽东对傅作义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1946年6月4日，他向贺龙与聂荣臻发出了一份电报。
“在大同与口泉地区，敌军数量众多，防守坚固，且日军活动频繁，这或许会影响到傅作义的动向。因此，目前阶段，我们仅进行准备工作……”
6月9日，毛泽东再度重申，切勿打扰傅作义。
（二）请务必保持对大同、口泉、怀仁三地的稳定，切勿引起波动。（三）切勿调动北线的主力部队，亦勿惊扰傅作义将军。
6月25日，毛泽东再次向贺龙与聂荣臻发出电报，指示他们密切关注傅作义的动态，并特别强调“派遣人员至傅作义处进行妥善联络。”
尽管毛泽东屡次提出警示与劝诫，聂荣臻却持有独到见解。尽管毛泽东建议他不宜进攻大同，聂荣臻却坚信，相较保定、石家庄与太原，大同更具可战性。
大同乃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晋军之薄弱，人皆共知。面对全国战局，蒋介石难以抽调兵力解救阎锡山，大同实属易攻之城。在贺龙的强力打击下，大同周边的城池已尽为我军攻克，大同遂成一座孤城。基于此，聂荣臻认为，晋察冀军区应与晋绥军区携手作战，争取在15至20天内攻占大同，进而实现两区域的战略融合。如此一来，我们便能在平汉线战场投入更多的兵力，发挥更大作用。
唯一需斟酌的，便是傅作义的支援问题。然而，经过一番商讨，众人普遍认为此路不通。原因在于大同地处阎锡山势力范围，非傅作义所辖之地。若我军迅速攻克大同，傅作义必持观望态度；而我军若久攻不下，傅作义亦不可能贸然“倾国而来”。毕竟，傅作义实力有限，麾下机动兵力仅有三万。相较之下，围攻大同的八路军兵力高达二十万，他断不敢轻易介入。
最终，毛泽东在聂荣臻的劝说下，采纳了晋察冀军区进攻大同的计策。即便主席的智慧卓绝，亦认为傅作义不太可能倾全军之力前来支援，因为此举实在有悖于“军阀”的本性。
然而，我军未曾料想，蒋介石在我军进攻大同之际，竟顺势施以援手，将大同划归傅作义管辖。蒋介石承诺，只要傅作义能坚守大同，该地便将永久归其所有。
众所周知，阎锡山以吝啬著称。按常理，这样的决定本会激怒他。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阎老西不仅毫不犹豫地应允，更是主动提出愿意协同作战。
随后，傅作义迅速召集亲信将领，精心部署突围策略；与此同时，所有军官均被要求留守军营，不得擅自离队，且部队间的联络不得使用国军通用的密码，以避免情报泄露。傅作义深知，国民党内部早已被我党特工人员渗透得如同筛网。他的这一举措，使我军对局势一无所知。
不得不承认，傅作义无疑是国军中的一位杰出将领。救援大同的最佳途径，无疑是沿着公路前往凉城、丰镇。然而，傅作义并未采纳此方案，原因在于聂荣臻早已依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此地部署了四个旅的兵力，静候傅作义的到来。
傅作义巧妙地运用了围魏救赵的策略，将三个军的兵力划分为三路，分别向集宁、凉城以及卓资山发起攻势。其中，卓资山方向为作战的主力，而南路则实施佯攻。然而，整个作战计划的核心所在，正是集宁一役。
此言何解？盖因集宁乃晋察冀军区首府——张家口的咽喉要地。一旦集宁沦陷，贺龙与聂荣臻必当回师支援。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傅作义的野心远非仅限于大同一地，他甚至意图将张家口纳入其势力范围。
9月5日，傅作义的35军对卓资山发动了突袭。起初，我军预估傅作义即便前来，也不会如此迅速，即便他只派遣少量兵力进攻，由王尚荣指挥的独立第1旅也足以坚守至少三日，救援部队完全来得及抵达。
不料傅作义倾力而出，迎面而来的却是装备精良、火力凶猛的35军。短短数小时之后，独一旅便被迫狼狈撤离战场，而我军的援军尚在途中未至。
一是驻守卓资山，不动如山，严密监视我军行动；二是从凉城出发，向大同进军；三是直指集宁，对我张家口构成威胁。
“我军主力集结于南线的凉城，旨在严密防范傅作义部对大同的直取。”
这是致命误判。
9月7日凌晨，傅作义将军集结暂编第11师、暂编第17师以及新编第31师，利用夜幕的掩护，从平绥铁路北侧悄然绕行火石坝，秘密向东方进发，最终悄无声息地抵达了集宁地区。
翌日破晓，炮火骤然轰鸣，傅作义发起对城的猛攻。闻悉集宁城局势危急，聂荣臻与贺龙脸色骤变，遂即刻调整兵力的部署，火速驰援集宁。
在兵力对比上，我军于集宁一地仍保持显著优势。鉴于此，毛泽东向集宁驻军发出电令：集宁守军务必坚决坚守阵地，无论遭遇何种状况，均不得擅自放弃，违者将严惩不贷，执行军纪。
11日晚间，我两晋军区主力部队已抵达集宁城外围，第358旅、独1旅以及陈正湘纵队迅速将围困圈收紧，对攻城敌军发起了猛烈攻势。经过连续两日的激战，敌军节节败退，伤亡人数高达五千余。与此同时，我军成功切断了敌军西撤的退路，使其陷入孤立无援、进退维谷的困境。
正当此时，杨成武与苏振华的纵队亦迅速抵达战场，将傅作义的三个师团团团围困。面对此情此景，我军若再发起猛烈攻势，即可彻底消灭这股敌军。此举不仅将重创傅作义势力，更可趁势收复大同。正如昔日李世民在虎牢关大败窦建德，洛阳的王世充随之俯首称臣，拱手投降。
遗憾的是，我军指挥中心与战场相隔甚远，对战场局势的掌握不够清晰。因此，在短短一日之内，我军未能有效组织起持续的攻势，致使敌方得以喘息并重新整顿。
12月的午后，我军再度对集宁城下的敌军发起了猛攻，战况空前惨烈。与此同时，敌31师与11师在空军支援下，亦对集宁城展开了新的攻势。我军将31师与11师团团围住，而31师与11师亦将集宁城紧锁在自己的包围圈内。此刻，胜负尚未分晓，胜负之局，仍悬而未决。
面对战场上的激烈态势，傅作义当机立断，毅然将预备队中的101师与32师投入战场，以解我军之围。随之，战场上呈现出层层叠叠、环环相扣的复杂局面。
就在这一刻，前敌指挥官张宗逊犯下了一个决定性的失误，他没有将兵力集中用以围歼正在攻城的傅军，反倒是调集主力与之展开了激烈的缠斗。
毛泽东不止一次向晋察冀军区发出指令，着重强调了集中兵力攻坚的战略意义。他强调，针对敌军，我们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以点带面，形成有效打击。
在兵力上，我们能够达到是敌人的六倍、五倍甚至四倍。如此一来，便能确保对敌军的彻底和迅速消灭。然而，我军最为忌讳的策略便是分兵作战。这主要源于我军在战术素养和武器装备方面相较于敌军尚存不足。若与敌军进行一对一的正面交锋，恐怕难免会遭遇败绩。
然而，在集宁战役中，张宗逊不幸失策，违背了分兵的大忌，这最终导致了战役的失利。
张宗逊抽调了增援的主力，使得攻城敌军的压力显著减轻，而我军守城部队则承受了空前的压力。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敌军最终突破了集宁城的防线，我军不得不撤出城池，转战城外。
在我军外围战事亦遭遇波折。正当我军集结兵力，意图与101师展开激烈交战之际，敌军炮兵不慎误判距离，炮弹偏离目标，意外地落在后方集结的主力部队之中。前线指挥员误以为傅作义主力将至，遂迅速下达撤退命令，因而错失了宝贵的战机。
9月13日，两晋军区遭遇惨重败绩，敌军实施两面夹击，我军损失惨重，以至于沿途连伤员都无法得到妥善安置，伤亡人数高达数万。傅作义随后竟夸大其词，声称我军“遗尸两万”。尽管我军牺牲人数并未达到如此夸张的程度，但确实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元气大伤。集宁之战的失败迫使我军不得不从大同撤退。结果，我军不仅未能攻克大同，还丧失了集宁。
这无疑是一场彻底的败局。在战事的诸多阶段，我军本有机会逆转败势，然而我们却未能把握住这些机会，最终让傅作义得以侥幸取胜。
傅作义承认：
在集宁会战中，鉴于当时的情况，我们面临极大的风险，失败的可能性极高。最终能够取得胜利，我深感这实属侥幸。
“在参与战斗的第101师方面，共产党犯下了一处失误：12日晚，他们并未选择进攻新编31师，而是将全部力量倾注于对抗敌方的101师。这一决策正是导致共产党战败的关键。设想若在那晚转向攻击新编31师，我方处境将面临极大的危险。”
纵然如此，傅作义的威风依旧凛凛逼人。他指示部下于《奋斗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
“遭围困、溃败乃至覆灭的，并非国民革命军，而是那些自诩为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部队与聂荣臻部队的主力。”
傅作义致电延安。
“战胜聂荣臻、贺龙率领的十万雄师，彰显了人民意志的伟大胜利。”
大同与集宁战役的失利使得我军在华北的战局急转直下。孙连仲部趁此良机，悍然占领了承德，这是晋察冀与东北地区之间维持陆路交通的唯一通道。随后，冀东地区连续丧失了15个县。此情此景，使得张家口陷入了傅军与中央军的夹攻之中。
9月15日，聂荣臻在极度痛苦中做出了艰难抉择，最终放弃了张家口。自此一役，晋察冀军区几乎丧失了所有的大城市。
为何在抗日战争期间，晋察冀军区这一重要根据地竟遭遇如此惨重的失败？
起初，对于大同战役的必要性便存在诸多争议。聂荣臻曾在其回忆录中提及：
在大同战役的策划中，存在一些考虑不周全的地方。尽管大同之敌兵力并不强大，但城防体系却相当坚固。鉴于我军当时既缺乏重型武器装备，又缺少攻坚作战的经验，我们很难有信心确保攻占大同。
其次，对大同的进攻意外地引发了连锁反应，不仅惊动了傅作义，还使得我军原本的作战策略受到干扰。我军历来倡导集中兵力，孤立并逐步击溃敌人。然而，此次大同之战却引来了傅作义的介入，致使我军功亏一篑，损失惨重。
再次强调，晋察冀军区在兵力配置上本就处于劣势。1946年2月1日，中央政府发布了裁军命令。回顾抗战胜利之际，晋察冀军区拥有32万之众，其中野战军编制包括九个纵队和二十六个旅，共计20余万人；而地方部队亦达11万人。
晋察冀地区的裁军行动过于激进，致使仅剩四个野战军纵队，共计五万人。其中，26旅的编制削减至17个，十万野战军士兵被迫退伍还乡。面对这一过度的裁军举措，晋察冀的将领们普遍持有不满。军区作战处长唐永健忧心忡忡地表示：
“在北平，国民党正忙于征兵扩充实力，然而沿途却目睹我军大批复员，这样的策略是否明智？”
在发起对大同的攻势前，晋察冀部队已遭受严重损失，实力大减。尽管野战部队大量缩减，却留下了一个规模庞大而效率低下的地方部队。这导致我军既不具备兵力上的优势，也失去了灵活机动的能力。尽管我军人数众多，但战场上的主动权实际上掌握在傅作义手中，我军的防御线漏洞百出，顾此失彼。在缺乏兵力和机动性的情况下，我们还能谈何集中兵力，优势歼敌呢？
终战之际，我军在参与大同与集宁的战役中，频现失误。尤其在集宁一役，未能集结兵力对攻城部队实施有效打击，致使集宁城陷。此类过失尤为值得深刻反省。
在大同与集宁的战役之后，晋察冀军区面临困境，局面始终难以打开，歼敌数量亦未见显著提升。部队中甚至滋生了对傅作义部的畏惧情绪。
面对晋察冀地区的复杂局势，毛主席深感忧虑，屡次通过电报指挥聂荣臻等人展开战斗。其战略核心在于集结兵力优势，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采取大胆的进攻与撤退策略。
1946年9月25日，毛泽东再度向聂荣臻发出电报，期望他能够借鉴陈赓的战术风格。
我陈赓中队已彻底摧毁了胡宗南的“天下第一师”，该师一六七旅同样遭受重创，其中部分部队已被我军围困，全力围剿。胡军所占领的浮山城也已回归我手。据查，我陈赓纵队兵力仅有三个旅。在七月间，我们已歼灭胡军一个旅，因此胡军……因此，此次陈纵回师，再度对胡军主力进行围剿（包括其第一旅和一六七师，均为老牌精锐）。由此可见，只要指挥得当、英勇果断，敌人的攻势是完全能够被挫败的！
在电报往来中，毛泽东先后两次向全军通电，高度赞扬了陈赓的作战策略。陈赓之所以能够凭借三个旅的兵力，与胡宗南的十数个旅展开对峙，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首先，陈赓擅长集中优势兵力，逐一击破敌军；其次，他指挥灵活，牢牢把握住了战场的主动权；再者，陈赓亲自监听电报，对敌军动向了如指掌。
陈赓所精通的，恰好是晋察冀军区所亟需的。聂荣臻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心悦诚服地如此总结道：
“在那段时光里，我们的作战行动常被敌人的攻势所牵制，虽付出艰辛努力，却收获寥寥……症结所在，实乃缺乏对战场主动权的有效掌控。”
1947年四月，朱德同志抵达陕北后的晋察冀地区，朱老总的到来顿时展现出非凡的气势。即便年岁已高，他仍亲自主持军事工作，对部队的战略整合进行了革新，涵盖了从作战部署到后勤保障，再到干部家属供应等各个环节。
最终，晋察冀军区顺利完成改编，其野战军规模增至27万人，昔日之雄风得以重现。此后，这支部队再经改编，成为华北野战军，终于具备了向傅作义复仇雪耻的雄厚实力。
随着6月的到来，华北野战军对傅作义发起了反攻，在清风店一役中，35军被我军击溃，该军军长亦因战败而自尽。紧接着，在石家庄战役中，我军再度挫败敌军，这一战不仅创造了解放战争期间我军首次攻克重要城市的壮举，更标志着华北战场的主动权完全落入了我军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