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丰镇县的城门与日本兵：一座古城的日常与沦陷碎片

平绥铁路从大同拐进绥远，第一站就是丰镇。老家人都说，谁家祖上要是赶上铁路修到这儿，铁轨边那几亩地就算是“金窝子”，不过也有人嘀咕，那年头金窝子里藏着祸根。1937年秋天，日本兵沿着铁道一路杀过来，把丰镇给占了。二叔年轻时在粮食局干活，说起当年的事还会摇头叹气，“那时候哪有现在这样吃得饱穿得暖？鬼子来了，连庙里的神像都怕。”

先说说这座城墙吧。乾隆十八年建的土墙，据村里老人讲，那会儿只有三道门——南、北、西三处。有次听邻居老太太讲，她小时候跟着父亲走西门去赶集，看见门口贴满了红纸黑字，是县衙下发的什么告示。不过等到日本人来了之后，这些告示换成了“中日亲善”、“共荣”的标语，大南门肇丰门还是正经的大门户，但守的是鬼子的岗哨。

1916年火车通到丰镇后，为方便交通，在西墙又开了一道新口子——交通门。这地方后来热闹起来，一带全是新搬来的住户和商铺。我爷爷年轻时在平津园杂货铺帮工，说那条街上卖麻缕、豆油，还有外地来的山药蛋。他回忆，有一年冬天雪下得厚，日本兵和伪军就在交通门前合影留念，一个个全副武装，还拉来几个本地汉奸凑数。据我奶奶说，有些伪军其实也是被逼无奈，只求保命罢了。

解放后，这座交通门拆掉了，当年的碉堡改成粮食局库房，我小时候还进去玩过，被看仓库的大爷骂出来：“别碰那些旧石头！”这些防御工事都是用大石块垒砌起来的，日本宪兵队驻扎其中，每天有小胡子的哨兵夹枪站岗，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奇怪的是，还有日本士兵喜欢穿中国长袍、瓜皮帽，在街上晃悠。有一次我姥姥遇见两个这样的“商人”，脚蹬军靴却装作本地买卖人的模样。据传，他们其实是在执行刺探任务，不过拍照时露馅儿，笑话传遍半个城区。

真正做生意的人，是那些晋商后裔。在华美照相馆拍照的不少，其中三位老掌柜据说还兼营镶牙业务。这家店从清末一直开到民国初期，不光给乡亲们留影，还能补牙种牙。我外公曾在那里镶过一颗银牙，到死嘴里还闪亮呢。“商贸客栈”这个名号，就是这么流传开的。

市面上的生活并非一味苦涩。有照片显示，一个日本士兵搭着当地孩子肩膀合影，看似温情，其实背后的宣传意味十足。“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这些词汇，如今听来让人发笑，可当时不少家庭被迫配合拍摄，只为免受牵连。一位邻居阿姨回忆，她小时候也曾被叫去站队排照片，“没敢哭，也不敢笑。”

还有两名工匠帮助日本人在城区修东西，其中一个手持锯子，是木匠出身；另一位老人胳膊戴白袖标，据村医王叔讲，这是投降归顺的象征。不少劳力为了混口饭吃，不得不低头做活计，每逢农闲季节，就有鬼子的差役挨家挨户找壮丁帮忙盖碉堡或修路。

河神庙则另有故事。这庙坐落在饮马河边，大东门外，以前每逢雨季水患频发，本地百姓便烧香祈福，希望河神保佑庄稼无恙。但自打鬼子进驻以后，这里变成宪兵队临时据点，有一年秋收结束后，好几户农民偷偷往庙里送米送菜，只为讨点吉利，却总担心被巡逻队发现惹祸上身。听村里的李婶唠叨：“哪怕菩萨眼睛闭着，也知道谁是真心。”

集市依然喧闹，两男子趴独轮车聊天，一旁杂货铺摆满麻缕。当街行走的不止百姓，还有穿制服逛摊子的敌军。他们买糖果烟草，却很少讨价还价。本地小贩私下议论：“鬼子的票值钱，可花出去就是罪。”兴亚街则是后来才开的，从富三元巷一路向北延伸近三百米，全为加强防御而设。据摄影社老板回忆，那阵仗可真吓人，“一天能看到五六拨巡逻队转圈”。

火车站远景如今已难寻原貌，但1915年刚建好那会儿风光无限，是平绥线终点整整四载。我姑父当学徒的时候常跑这里取货，他提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工程停滞，还觉得挺稀奇——战争离我们那么远，却偏偏让这一段铁轨歇业几年。而到了沦陷时期，火车站内外全是宪兵队成员，他们在铁轨旁合影留念，用白漆刷广告牌，上面写着“丰镇分销”。据史料记载（见《绥远铁路志》），此类商业广告多由当地企业主强制合作刊登，否则轻则罚款重则关押问罪。

至于碉堡上的景象更值得琢磨。一群戴钢盔挑膏药旗的小伙聚堆，其间还有近视眼架眼镜指挥行动。据二舅描述，他童年路过此处，总觉得这些人在演戏，“明明打仗却像看戏一样嚷嚷”。而实际上，这些士卒负责守护铁路运输命脉，每月轮班换岗，人手至少一个中队以上（参阅《侵华日军战斗序列》）。

偶尔还能瞧见两名持枪巡逻者沿铁轨踱步，他们背靠高耸城墙与敌楼。从档案资料推断，当年的驻防人数维持100至200之间，同时配备伪自卫团及警察协助维稳。本地青年张顺早期加入警察队，自述只是为了糊口养家，“但凡能逃出去，都想跑。”这种复杂身份，让许多家庭分裂甚至断绝往来。

灵骨塔故事流传最广。它立于城郊，为纪念攻城战死者所建。据《昭和陆军纪实》记载，仅1937年9月15日至17日攻坚期间，就有约1500余名官佐参与围攻，被击毙伤者约300之众。当晚风声鹤唳，本村猎户王老七夜间潜入附近捡拾弹壳，被发现险遭毒手，多亏熟识守卫才脱身回来。他常对孙辈吹牛：“我比你们勇！”

关于这些旧事，再怎么细数也理不清楚。有次春耕收尾，我陪母亲翻晒院里的旧衣服，无意摸出一枚铜扣，上刻“大东亚”字样，据她推测可能是哪位表叔留下来的遗物。“过去的人啊，总想着熬过去就好了，”她感慨一句，又把扣子塞进抽屉深处。从此再没人提起那个年代究竟如何度过，只剩下零星碎片藏在各家的箱底柜角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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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绥远铁路志》《侵华日军战斗序列》《昭和陆军纪实》，部分内容采集自地方居民口述及个人家庭轶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