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亲自接见了红卫兵。在此场合，刘少奇与邓小平重逢，并进行了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交流。刘少奇关切地询问：“小平同志，近来可好？”邓小平回应道：“一切都好，没有问题。”刘少奇接着说：“那就好，多注意学习。”本篇内容仍旧节选自《王光美访谈录》，并略有裁剪。

王光美：那是在1965年11月下旬的一个日子，我正身处河北保定的土地上，投身于“四清”运动的火热之中。突然，我接到了少奇同志的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的电话，他焦急地说：“少奇同志发起了高烧，周总理已经下令，让我们通知您即刻返回。”

听闻此言，我脑中瞬间响起一声轰鸣。在我乡居之地，我最忧虑、最牵挂在心的便是少奇的健康。他年近七旬，体弱多病，加之工作繁重，且不擅自照顾自己，我时常忧虑他可能遭遇不测。如今连总理都为此事动容，可见这并非轻微之疾。接到这通电话，我心中急于归家，归心似箭。

返抵的次日，总理亲自拨通了电话，关切地询问了相关情况。在电话的最后，他严肃地叮嘱我：“只有当少奇同志的身体康复之后，你才可考虑离开。”

为了帮助少奇安心疗养，早日康复，我们特意将他安排至玉泉山休养。

不久前，我们在玉泉山稍作休憩，毛主席便传召少奇同志前往上海参加一场会议。外出奔波劳顿，不料又旧疾复发。会议结束后，我们重返北京，旋即再次踏上了前往玉泉山的路途。

于玉泉山休憩数日，少奇同志的身体渐有起色。1966年元旦过后，某日大雪纷飞，少奇同志命我召集子女及身边的工作人员，意欲与众人畅谈一番。彼时，少奇同志神情颇显感慨，宛若与众人推心置腹。他言道：“显然，余生已不多，务必加倍珍惜时光，多做些贡献。若马克思再赐予我十年光阴，我国定能实现真正的富强。”他深情地分享了自己所思所虑。结语时，他感慨地说：“届时，我国现代化建设将奠定坚实基础。我亦将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的使命，得以安心瞑目。”

刘源（刘的儿子）：那天，父亲曾言，若我体力与精力不再足以支撑，便会毫不犹豫地辞去领导之职。他提及许多美国总统卸任后投身教育界，成为教授或学者，并表示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他说，我退居幕后之后，愿投身大学讲坛，将我的丰富经验传授给年轻学子。他提到，我可以教授林业知识，也可以教授历史。这些话，让我记忆深刻。他没有提及将来会教授政治或哲学，而是明确指出林业与历史。这出乎我的意料。

“文化大革命”初期，大约在1966年6月底，大哥允斌和姐姐爱琴从外地归来，父亲再次召集我们兄弟姐妹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他首先谈到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读、干部劳动锻炼、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内容。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几位年长的孩子说，他已年迈，精力有限，未来岁月不多。他强调，即便他离世，党和政府会给予一定的抚恤，但你们不能依赖这些，而要自立更生。提到母亲，她的级别和工资都不高，你们这些较大的孩子有责任扶持母亲，照顾好弟弟妹妹。尤其是允斌，作为长子，你更要承担起照顾弟妹的重任。我们第一次听到父亲这样的话语，当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我从未想过这些事情。

“文革”爆发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全国范围内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撰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该大字报全文，并使用了“北大七位同志一纸大字报揭露惊天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企图固守反动阵地”的醒目标题，并附上评论员文章《热烈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一举动在未预先通知当时在北京负责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包括少奇、恩来、小平等同志的情况下突然发生，他们对此事事先和事后均不知情。

这几篇文章一经报纸刊登，中央的正常领导工作顿时受到干扰，各级党委亦开始承受冲击。

少奇同志及其余中央领导同仁对此事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6月3日，少奇同志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旨在听取北京市及相关方面的详细汇报，并探讨运动中涌现的问题。自此，中央常委汇报会几乎每日举行，并由少奇同志亲自主持。

此刻，经毛主席批准，工作组已顺利进驻北京大学及人民日报社。李雪峰同志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亦系毛主席首肯之结果。此后，各单位党委难以掌控局势，遂请求中央派员实地考察。刘少奇同志对此事极为审慎。中央政治局常委经过深思熟虑的扩大会议讨论，最终同意北京市委的提议，并陆续向北京的高校及中学派遣了工作组。

少奇同志曾多次向毛主席汇报运动进展，并诚挚邀请主席返回北京亲自指导运动，但始终未得到回应。数日之后，运动热度持续攀升，甚至有学校发生了不幸的致命事件。在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的商议下，他们决定飞往杭州，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并当面恳切地请求主席返回京城。尽管如此，毛主席依然委托少奇同志负责中央工作以及运动的领导。

6月18日，北京大学校园内爆发了一场混乱的斗殴事件。紧接着，6月19日，清华大学校园内出现了公开煽动驱逐工作组的局面。

在彼时之际，少奇同志命我前往清华大学，以便观摩大字报并掌握运动的相关动态。于6月19日之夜，我抵达清华大学。当时，工作组组长叶林同志便提议，让我担任清华工作组之顾问。

6月21日，我荣幸地以清华大学工作组顾问的身份，踏入了校园，旨在深入了解学校的体育运动状况。

自此，秉承中央的指导精神，各学校的工作小组对运动的管理力度得到了显著增强。社会秩序与校园教学秩序亦逐渐步入正轨，呈现出向好发展的态势。

7月18日夜晚，毛主席圆满结束了对南方的巡视行程，重返北京。得知此事后，刘少奇同志立刻赶至丰泽园，意欲向主席汇报工作。然而，门卫却告知，主席正需休息，不便接待。尽管如此，丰泽园的门前却停放着数辆轿车，据此推测，陈伯达等人可能正于其中。

翌日，刘少奇同志于怀仁堂主持了中央常委例行的汇报会议。在会议中，陈伯达同志提议撤销工作组，却遭到了邓小平同志及其他多数与会同志的坚决反对。刘少奇同志综合了多数同志的观点，并向与会者们宣布，主席已经返回北京，此地的汇报会议应予终止，今后将直接向主席汇报。当晚，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以听取汇报。在此期间，主席并未提出撤销工作组的相关议题。

7月24日左右，毛主席主持了一场会议，针对少奇、小平同志所表现出的畏难情绪和压制民意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他进一步指出，清华大学工作组将一位高呼“支持党中央，抵制毛主席”的学生定性为反革命，这一做法是错误的。翌日，在一场小型会议上，主席明确表态，工作组的行为不当，应立即全部撤回。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全会期间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个小会，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说：“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还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当主席责问为什么怕群众时，少奇插话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主席还批评少奇在北京专政，少奇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依照毛主席的指示，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重新选举。尽管少奇同志依旧位列常委名单，但其排名却从第二位跌至第八位。而林彪同志则位居第二，显然是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备受瞩目。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百万人集会，毛主席首次与红卫兵队伍亲切会面。是日，新闻报道中公之于众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最新排列名单。追溯至八届十一中全会，当时的决议明确指出，此次选举结果不得予以传达或公开。然而，8月18日的这一公开举动，并未经过中央政治局或常委的预先讨论与审议。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并未对党中央副主席进行重新选举，然而自那时起，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身份便不再被提及，仅剩林彪一人担任此职。缺乏任何正式的程序与手续，原本由党的八大选举产生的少奇等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职务，竟如此悄无声息地被剥夺。

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我们家的几个孩子也参加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有几次红卫兵组织抄家，有的孩子也跟去了，完了回家还兴致勃勃地讲，以为是参加了“革命行动”。有一天吃完饭，少奇把孩子们叫过来，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不能让它毁于一旦。”他还说：“《宪法》是我主持通过的，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

王光美回忆道，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如期召开。会上，刘少奇、邓小平两位同志分别进行了深刻检讨。毛泽东主席在审阅刘少奇同志的书面检讨后，给予了高度评价：“检讨内容基本上写得很好，态度严肃认真，尤其是后半部分更为出色。”然而，在中央文革小组下发刘少奇同志的检讨书时，却有意省略了主席的批示，并借此机会发动群众进行批判。

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同志趁会议之余，特地拜访了毛主席，诚挚地表达了想要深入交流的愿望。少奇同志步出主席的居所时，不料发现江青与陈伯达竟在暗中窃听。

在这段时期，毛主席曾向少奇同志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我党历史上犯有路线错误者不乏其人，而纠正这些错误实属不易。他期望少奇同志能成为一位既犯过路线错误，又能成功改正的典范。

少奇同志起初便抱着一颗诚挚的心，严格遵循主席的指示行事。

我曾向少奇同志请教：您是如何提出那条错误路线的？少奇同志回应道：“这我并不清楚。在我的工作中，或许有偏离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但我本人并不抵触毛泽东思想。”

曾有一回，我对少奇说道：“请你辞去国家主席及其他职务，我和孩子们愿意承担起养活你的责任。”少奇回应道：“我已向中央提出过此事，总理指出有关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此事不宜再提，以免给组织带来困扰。”

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一场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盛大集会。在城楼上，毛主席亲自与刘少奇同志进行了一番亲切的交谈。从电视画面中，我们注意到毛主席长时间侧耳倾听，与之交谈的正是刘少奇。毛主席关切地询问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刘少奇同志回应了主席的问候，并向他表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我也打算深入群众，进行一番锻炼。”毛主席则关切地回应道：“你年纪已高，还是不要亲自下去为好。”

在天安门城楼之上，少奇同志与邓小平同志重逢。他关切地询问：“小平同志，您近来可好？”邓小平同志轻松地回应：“一切都好，无甚挂念。”少奇同志则宽慰道：“那就安心学习吧。”那时的两位党员，均在逆境中坚守职责，他们的胸怀宽广，心境明朗。谁料，这简短的对话竟成为了他们间的绝笔。

在遭遇种种无端的指责时，少奇同志曾深情地对我说及孩子们：“我曾屡次向你们阐述，对于一个人而言，最极致的幸福莫过于赢得人民的信赖。然而，今日，我愿补充一句，对于一个人来说，遭受人民的误解，那无疑是最大的痛苦所在！”

1967年1月13日的夜晚，毛主席派遣其秘书徐业夫同志至我宅，旨在邀请少奇同志前往人民大会堂进行一场会谈。相见之际，主席态度谦和，关切地询问了我及孩子们的近况。少奇同志随即向主席提出了两项请求：首先，他明确表示，此次路线错误之责应由他一人承担，以便释放广大干部，减轻党的损失；其次，他提出辞去所有职务，携妻子儿女返回延安或故乡务农，以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减少国家的损失。主席建议少奇同志阅读几本书籍。对于少奇同志的请求，主席并未直接回应。会谈结束后，主席亲自将少奇同志送至门口，并亲切地叮嘱他“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在这段时间里，少奇同志曾向我言道：“主席对我的期望是有边界的，然而群众的力量一旦被激发，即便是主席也难以完全掌控。”他接着说道：“主席的非凡之处，不仅体现在关键时刻的英明决策，更在于他总能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得更远；尤为难得的是，当某些设想短期内难以实现时，他不会固执己见。”少奇同志对毛主席的敬爱之情，是真挚而深刻的，即便身处险恶的环境，他仍旧坚信与主席的深厚友谊。我内心更是迫切地期待着主席能够早日为我们发声。

某日，我目睹了中南海内张贴的大字报，其中对朱老总及陈云、小平等同志进行无端诽谤，言辞污秽不堪。归家后，我将所见告知了少奇同志，并感慨道：“我实在无法忍受。”随即拿起安眠药瓶，向少奇同志示意。他轻轻摇头，回应道：“不能轻易下结论。主席曾言，若罗长子非因自杀，事情或许不至于如此严重。”即便如此，少奇同志依然对主席深信不疑。

4月8日，中央传来消息，同意我前往清华大学进行审查。我和少奇都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严峻的预兆。4月9日午膳时分，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回来报告，外界气氛异常紧张，纷纷传闻清华大学将举办一场30万人的大会，旨在次日对王光美进行批判。听闻此言，少奇情绪激动，语气强烈地表示：“错误由我来承担，为何不让我去进行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遣的，王光美并无责任，为何要让她为我承受这一切？”

我急忙回应：“我亲身参与了清华大学的运动，理应由我向群众进行自我审查。”少奇反驳道：“你只是执行者，决策并非你的职责所在。”“若要我承担相应的责任，我毫无异议，但必须由我自己改正错误。”“有人企图将我诬陷为反革命。我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绝不会成为反革命。”“去年八月起，我便不再插手中央事务，然而错误依旧持续。未来，群众之间的斗争可能愈发激烈，若不及时改正，后果将不堪设想。责任不应再由我来承担。”

少奇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已经做好了面对最恶劣情况的准备。他庄重地对我以及我的三个孩子立下了遗嘱。他郑重其事地说道：“待我离世之后，你们需将我的骨灰撒入浩瀚的大海，仿效恩格斯之例。大海连通五大洋，我愿以这种方式见证全球共产主义的实现。请务必牢记，这便是我所留下的遗嘱。”

少奇以平静而亲切的目光注视着孩子们，坚定地表示：“请你们放心，我绝不会选择自杀，除非是被迫枪决或遭受残酷斗争。你们同样要坚强地活下去，融入群众之中，并在各种磨砺中不断成长。切记，我是无产者，你们也应当成为无产者。我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必须成为人民的好儿女，永远紧随党的步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少奇从未向孩子们透露过如此庄重而沉痛的话语，毕竟他们尚且年幼。

4月10日的拂晓时分，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将我们的三个孩子作为人质，并借此机会对我进行了追捕。为了确保我的安全，周恩来总理特地派遣了一位秘书与我同行，并在当晚七点陪伴我一同返回中南海。

返家之后，我将批斗会上的情景向少奇同志细细道来。听闻众多老同志亦一同遭受批斗，少奇同志忧心忡忡，心头沉重，以至于晚饭时分，他几乎粒米未进。

7月18日的清晨，孩子们匆匆忙忙地跑来向我们报告，他们听闻今晚中南海将举行一场批斗少奇同志以及我的大会。我心中不禁预感，此次批斗恐怕并非寻常，极有可能成为我们生离死别的最后一刻。

“这倒像是等上花轿的架势。”在如此严峻的时刻，他依旧保持着坦荡与乐观。他那轻松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片刻之后，造反派步入室内，他们高声下达指令，要求我先随他们同行。我迅速起身，少奇同志亦站起，伸出手与我紧紧相握。我们目光交汇，满是深切的关怀。此刻，少奇轻声对我言道：“幸而，历史乃是由人民所书写的。”

我离开不久，少奇亦随即被带走。事后得知，那次批斗乃是在毛主席、周总理均未在北京之际，由江青、陈伯达、康生三人一手策划。戚本禹则是负责具体执行的人选。

伴随着批斗的进行，专案组搜查了我家。批斗会落幕之后，我被带至后院，而少奇则被押送到前院。自那时起，我与少奇彻底丧失了自由，虽同处一地，却无法相见。在离别的那个时刻，少奇所说的“幸好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便成了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此书为读史工具书。

注释

所谓专案组，对所谓的“证人”施以逼供信，对谈话记录进行篡改加工，将“听说”“可能”“如果”等模糊词汇尽数剔除，随后通过伪造、捏造、无中生有，整理出所谓的材料，迫使“证人”抄写、签字、画押。最终，他们送往中央的71份证词中，几乎找不到一句真言。在指控刘少奇同志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八份主证中，七份均来自辽宁。剩余的一份，则是在北京的孟用潜。专案组在辽宁大肆进行逼供信的同时，对孟用潜也施加了威逼。他们将和刘少奇一同被捕的孟用潜“隔离审查”，采取小型斗争会的形式，白天黑夜连续审讯了7天。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下，孟用潜被迫按照专案人员的授意，说出了被捕叛变的话语。此后，孟用潜撰写了20封信件申诉翻供，揭露真相，但这些信件均被扣压。

“那是我们在取证过程中添加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地质问：“如此行为不可取。难道你们没有学习过历史唯物主义？”在周恩来总理外出会见外宾之际，相关人员迅速对问题进行篡改，并交由张春桥最终亲自修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