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凤凰网
作者：佚名
萧克，解放军中一位兼具文采与武略、智谋与勇气的杰出高级将领，早年投身北伐战争，后又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他曾在井冈山与湘赣根据地辗转作战，历任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参谋长、师长、军长等要职。作为红军的指挥者，萧克曾带领部队参与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的艰苦斗争，身经百战，屡受重伤，并英勇参加了长征。
萧克同志革命生涯深厚，经历亦颇为丰富。众多共和国的高级将领，均与他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彼此间相知甚深，性格与习性了如指掌。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与两位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并肩作战，历时多年，参与了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他记忆力非凡，热爱文学创作，晚年时，便将那些往事与心绪收录于《萧克回忆录》之中。世人得以透过他的亲身见闻与感受，客观公正地洞察彭德怀和林彪的功与过。
彭德怀智勇忠诚。
萧克与彭德怀的结识始于1928年12月。彼时，彭德怀与滕代远领导的红五军历经艰苦战斗，成功突破重围，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抵达井冈山与红四军汇合。而萧克，身为红四军营的党代表，正身处井冈山新城一隅，正忙于组织大家排练节目、搭建舞台、张贴标语，为即将召开的大会，热烈欢迎红五军新加入的战友们做准备。
“在新城，演新剧，迎新同志，击溃新军阀。”下联的具体内容，萧克却已记不清楚。上联构思巧妙，巧妙地运用了四个“新”字，将当时的形势与使命生动地勾勒出来。联欢会举办得相当成功，萧克聆听彭德怀的讲话，其铿锵有力的声音和军人风范，令人印象深刻。
红五军攀登至山巅之后，敌军展开“会剿”的传闻愈发浓烈。井冈山区地形崎岖险峻，防御易守难攻。红军指挥部决定，让红五军坚守山头，而红四军的主力则由毛泽东、朱德率领下山，主动出击，诱使敌军攀登高峰，以便将其围而歼之。
彭德怀深谙兵法中“智者胜于力”的至理。他登山后便四处游走，细致地观察地形，与当地百姓交谈，开展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将山间道路的每一条路径都了如指掌，为兵力的部署做好了充分准备。
在指挥中心讨论如何配置兵力时，一些战友主张红五军只需留下六个连队即可固守井冈山防线。然而，彭德怀持不同意见，坚称“这么做不妥，兵力不足”。面对质疑，众人反驳道：“红五军已有六个连，再加上地方武装，难道还不充足吗？”
不少同志自信满满地断言：“井冈山上仅有五条路径，五个哨口均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仅需部署一个连队，便足以坚守阵地！”
彭德怀坚定地指出：“你们的看法有误，通往井冈山的道路并非仅有五条，实际上共有九条之多。”随后，他逐一详细地列举了出来。
往昔，这些老者于井冈山寓居长达一年之久，竟对山间竟有九条路径一无所知，即便是被当地群众尊称为“山大王”的王佐亦然，闻之不禁愕然。
彭德怀自登临井冈山之后，便将通往此地的所有路径勘察得明明白白。因此，在阐述己见之时，他总能条分缕析，极具说服力。众人纷纷赞同他提出的兵力部署计划，迅速达成一致。
散会后，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挺颖满脸激动，对众人热情地说道：“彭德怀这位人物非同小可，堪称一位出色的军长！”
何挺颖在井冈山部队中目光锐利，威望颇高，赢得了众人的信赖。他对新加入的彭德怀极为敬佩，赞誉他为优秀的军长，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无比欣慰。在白色恐怖笼罩的艰难时期，彭德怀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怎能不让人心情愉悦呢？！
此段记录了萧克在其回忆录中对初次在井冈山遇见彭德怀情景的描述。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围剿”战役的频次逐渐上升，萧克对这位同乡战友的指挥艺术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由衷地认为，彭德怀是一位智勇双全、对党忠诚的杰出军事将领。
萧克
与彭德怀思想感情有分歧
1950年四月，萧克奉命牵头创建解放军军训部，负责拟定全军军事训练规划，统筹编制军队的条令和条例，以及筹备陆军大学的建立等要务。
负责主持中央军委事务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委派萧克制定详细方案，并提交聂荣臻进行审核。
在经过近五个月的精心筹备后，1950年9月，军训部正式宣告成立。萧克随即召集了一批专业人士，着手搜集并翻译苏联军队的条令与条例。与此同时，他指示大家广泛搜集各国的军事图书资料，作为参考依据（主要参照苏联的条令），并结合我国历史上一系列优秀的军队管理经验，以及自身的优良传统与丰富经验，迅速完成了解放军三大条令的初稿，并呈报中共中央进行审阅。
周总理在接到萧克呈送的三大条令后，立即指派刘伯承将军进行审阅。
1951年二月下旬，彭德怀自朝鲜战场返国，萧克向其展示了数份条令草稿。萧克提议：“我已拟定这些条令，能否从华北军区调遣一支部队进行演练展示？”彭德怀点头应允。
随后，萧克自华北军区调来一支连队，依照条令要求，逐一进行了立正、稍息以及连队队列动作的训练。仅耗时两个小时，便将条令的核心内容完整地演示完毕。彭德怀目睹此景，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赞许道：“很好，就这样进行吧！”
1955年春季，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正式设立，其职责是全面监管我军的军事训练工作，而刘伯承将军则担任该部的首任部长。鉴于刘伯承将军当时正主持南京军事学院的工作，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将军遂代行其职务。
1957年岁末，叶剑英先生因公务繁忙，专注于军事学院的筹备工作，中央遂决定任命萧克同志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兼党委书记一职。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始终以苏军为榜样，众多苏联顾问与专家远渡重洋，倾力协助，助力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过分强调苏军经验的过程中，学习过程中亦暴露出若干问题。
“在军事工作中，我们确实搬用了一些教条，但坚持了建军的基本原则，还不能简单地将此定义为教条主义。”因此，大家并未将反教条主义作为讨论的重点。
然而，自那以后，北京军事机关内反教条主义的氛围日渐浓郁。在一场会议中，萧克聆听了彭德怀的一段肺腑之言：“有些话语，我此刻不愿直言，盖因我出身贫寒，未曾受过高等教育，并非学术界的权威；同时，我亦非资历深厚的老党员，既非南昌起义的参与者，亦非秋收起义的战士；若论党龄，我亦难以与旁人相比。”“训总撤销了我的国防部长的职务，使我无法踏入训总的大门；而南京军事学院里，既有土生土长的专家，又有军事界的权威人士，我自愧不敢轻易涉足。”彭德怀情绪激动，言辞含蓄，令萧克震撼。
1958年5月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式拉开帷幕。会议持续两周，其核心议题聚焦于批判教条主义。在此之后，毛泽东同志随即发布新的指示，军委扩大会议随即根据这些新指示进一步拓宽了参与范围，并将会议地点转移至中南海的怀仁堂。在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讲话指出：
如今，学校的教学状况颇为奇特，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几乎只字不提，反倒是将“十大战役”作为重点讲授，然而我们经历的数十次战役，却鲜有涉及。这不禁让人质疑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究竟到了何种程度。马列主义原本是指导行动的灯塔，但他们却将其当作僵化的教条，死扣马克思、列宁的言论，这无疑是对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
毛泽东结尾评价刘伯承不当。
刘伯承和陈毅
鉴于主持会议者向毛泽东汇报，指出萧克对反教条主义运动持抵制态度，并拒绝进行自我批评，毛泽东遂回应道：萧克是坏人，属资产阶级。
随着军委扩大会议的逐步深入，会议气氛逐渐热烈，采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多种形式，对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进行了严厉批判。会议中，萧克、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人的名字先后被提及。刘伯承——
更让人感到痛心的是，彼时刘伯承健康状况堪忧，眼压偏高，正身处异地接受治疗。即便如此，他接到会议通知后，仍毅然决然，冒着失明的风险，带病出席了会议，并在他人的搀扶下走上台进行检讨。他的检讨坦诚而真实，既说明了情况，也不乏出自内心的自我批评。他之所以如此，除了承受着压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急于平息此事，以保护众多同志。
随后，总政治部派遣工作组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部分总政的领导人与彭德怀的立场相呼应，他们赞同“训练总监部为教条主义的指挥中枢”以及“军事学院为教条主义的堡垒”的观点。因此，运动中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面。
针对这一点，萧克持不同意见。他坚信，军队的训练方针业已由军委审慎审定并予以批准，这一方针正是由叶剑英元帅提出，并由军委正式颁发执行的。彭德怀等人的观点，显露了他的立场。然而，那个时期的党内生活异常扭曲，民主已荡然无存。有人宣称“共同条令”是反党、反中央、反军委，以及反军委正确路线的纲领，旨在颠覆我军的形象。萧克等人被迫坐在被告席上接受批判，他们连发声的权力都被剥夺。
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议中辩称：“这份共同条令业已历经彭德怀元帅的修订，并获得了毛泽东主席的批准。”然而，他的话语尚未完全落定，便遭到众人的激烈反驳和强行拖拽，随即被当场带走并实施关押。
萧克回忆录中记载：“这实乃我自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在党的会议中闻所未闻之事，令我既感震惊，亦觉痛心。尤为令我难以忍受的是，他们竟逼迫我承认反党之罪……数十年来，我始终将党的事业置于生死之上……纵然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存在诸多不足与失误，但我绝无反党之心。”
萧克握毛主席手
陈云倡议为彭德怀恢复名誉，萧克成为首位积极响应者。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自五月延续至八月，历时四个月之久，期间持续进行批斗，借助高压手段迫使萧克进行自我检讨。那段日子里，他常夜不能寐，凝视着天花板直至破晓。他屡次向众人强调：“自己是在革命最为艰苦的时刻加入党的，自入党那一刻起，便立下誓言，终身坚守党的立场。”
萧克往往连夜晚也无法安眠，身心俱疲，精神压力更令他焦躁不安，心中的怨气郁结成疾。某次，怀仁堂会议的批斗活动结束后，萧克从礼堂返回办公室，尽管路程不远，却在途中突然感到胸口剧痛，于是他蹲在路边，大口吐血。回到家中，他又吐了许多，医生见到这一幕感到十分痛苦，便将装满鲜血的痰盂展示给相关人员。然而，他们非但没有丝毫同情，反而对医生指责，指责他同情反动分子，立场不稳。
在无奈的境遇中，萧克不得不违心地写下检讨，方能通过审查。记得有一次开会，萧克邂逅彭德怀，彭德怀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的意志坚韧，堪称经得起考验。”不知这番话是赞许还是暗示。
彭德怀任国防部长。
1958年秋，彭德怀主持军委会议，审议关于萧克错误问题的处理决定。萧克心中存有异议，而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等资深将领均未明确表态，即便如此，该决定最终还是得以通过。
195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转发总政治部的《关于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及其反党宗派集团活动的报告》。萧克等众多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被错划为“反党分子”。随之，萧克被调离军队，担任了农垦部副部长的职务。
1959年，彭德怀因在庐山会议上致信毛泽东，如实汇报了农村的实际情况，却不幸被贴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标签，随之而来的是国防部长等职务的剥夺。不久之后，军委扩大会议亦对他进行了公开的批判。会议的规模、人数以及形式，与当年对萧克进行批斗的情形如出一辙。然而，相较于彼时，此次会议的主持人已由新任国防部长林彪取而代之，彭德怀成为了批斗的新目标。现场批斗的言辞犀利，火力十足。
在这般情境下，萧克的心情显得格外矛盾。一方面，他因参与批斗彭德怀而心中积郁着怨愤；另一方面，对党内开展的阶级斗争，那种不讲道理、不辨是非的做法，令他痛心疾首。无数赞同与同情他思想的人，被荒谬地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资产阶级军事俱乐部”等无端罪名，遭受残酷斗争与无情打击。这一切，让萧克深感痛楚。
在彭德怀失去官职之后，他对于过往所犯的“左”倾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对此深感悔意。“1958年的那件事，让各位同志承受了诸多苦难，对此我深感愧疚，说声对不起！”
自“文化大革命”落幕之际，听闻此言，萧克内心激荡不已，深切地感受到：“彭老总当之无愧，真乃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他在自省的同时，亦是一位资深革命家对党内斗争问题进行的深刻反思。”
粉碎“四人帮”，党中央拨乱反正。陈云倡议为彭德怀正名洗清冤屈，并将他的骨灰安置于八宝山，萧克率先表达了赞同之意。
当时众人对之感到愕然，然而萧克却坚信，面对任何事务，都应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审慎态度。无论彭德怀过去如何对待自己，庐山会议对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批判，以及“文革”期间对他生命的极端打压，均源自党内“左”倾路线所导致的冤假错案。冤案须昭雪。
萧克
林彪有两短。
萧克与林彪相识已久。
我对他的了解颇为深入。自井冈山时期始，我担任过连长、营长乃至纵队司令，而他却始终是我的直接上司。更有两次，我担任了他的参谋长。首次是在1929年，当时他担任红四军纵队司令员，同年秋季，我被任命为纵队参谋长；第二次则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南下进军中南，他成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我再度担任了近一年的参谋长之职。
有人说林彪曾特别指名让我加入，对此我并无确切所知。随后，我被调往北京工作，又有传言称是我被林彪排挤所致，但这同样缺乏确凿证据。无论如何，这一切皆由军委的指令而定，我始终坚信，任何职务的变动都是由党中央所安排。我的个性，便是全心全意为党服务，对此，我并不屑于受到任何个人的驱使。
在向中南地区推进的征途中，我与林彪的合作相当融洽。他在工作中、业务领域上对我充满了信任。虽然我们之间也曾有过分歧与讨论，但总体而言，我们的关系始终保持和谐。
1950年春，我于汉口接到任命，即将就任军委训练部部长。林彪夫妇在东湖公园设宴为我与夫人送行。林彪平日里言辞不多，情感流露甚少。然而，在那日，他却发表了一些鼓励的话语，似乎我们二人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颇为默契，林彪对我颇感满意。
萧克评价：
林彪在革命时期，我对其政治态度的坦荡与军事指挥才能颇感认同。然而，我也察觉到他在性格上存在两处不足：其一，他过于自尊；其二，他难以容忍他人，且性格内向，言辞不多，内敛深沉。
在1949年向中南地区推进的征途中，我目睹了他那根深蒂固的顽疾——过度的自尊。
彼时，他身为四野司令员，巧妙地指挥部队集中优势兵力，精准地捕捉敌人的薄弱环节，对驻守湖南宝庆、衡阳的白崇禧国民党军队发起了一场迅猛的攻势。此役打得精彩，策略得当，中央军委的指导精准无误，林彪的指挥更是灵活多变。
衡宝战役胜利落幕之际，我情报部门尚在梳理战果，未能确切掌握歼敌的具体数字。然而，林彪同志便已迅速上报，称已全歼第七军及四十六军的三十八师（实则仅是一个团）。
未几，我们便察觉到三十八师的敌人仍在当地活跃。林彪得知此事后，却并未作出改正。他夸大战果以图邀功，即便查明真相，仍固执己见，不愿改过，以保个人颜面。我认为，这种做法实属不诚！
即便如此，在1993年，有人向萧克咨询：“如何撰写湖南衡宝战役的史实？”萧克回应道：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记述，功绩即彰显，过失亦分明，功过两清。
萧克回忆道：我与林彪同事之迹，遍及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以及第四野战军的战场，我始终抱持着对林彪领导的高度尊重，与其共事亦深感合作之愉悦。
自“九一三”事件发生以来，我们坚定决心，要在军政大学全面根除林彪“空头政治”的恶劣影响。
对于毛泽东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萧克深感困惑。在“文革”的初期阶段，周恩来总理出于对萧克的保护，曾秘密将他安排至北京饭店避难，共计一个月之久。
然而，伴随着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煽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不断加剧，萧克也未能幸免，被农垦部的造反派抓去机关进行批斗。有人甚至让他戴上高帽、挂上牌子，将他拉上街头游街示众。对此，萧克深感愤慨，内心暗想：回想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发动贫苦农民采取这种方式来惩治土豪劣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数年之后，林彪、江青等人物竟然将此等荒谬之策施用于革命志士之身，实乃令人瞠目结舌！
萧克回忆道：
“在那段时光里，我们几位（包括王震、萧克、陈漫远）尽管仍是中央委员，却已彻底失去了发言的机会。我心中充满悲愤，却无处倾诉。除了将满腔怒火和忧虑深埋心底，我们还能有何作为呢？！”
“但我坚信，多行不义必自毙。作为人民的主宰，社会主义社会理应遵循人民的意志，最终将顺应人民的意愿行事。”
机关造反派后召开批斗会。污蔑萧克始终持反对林彪的立场，声称他在四野及中南军区担任参谋长期间，对林彪的领导缺乏尊重，未能与林彪有效协作，最终导致他被逐出四野部队。云云。
当有人前来查证萧克对林彪的反对情况时，萧克回应道：“在军队中，像我这样的干部，其工作分配是由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亲自定夺的，绝非任由个人随意召唤与驱遣。当时林彪尚未担任副主席一职，至于我是否应在四野和中南军区担任参谋长，这只有党中央、中央军委以及毛主席才有权作出决定！”
在1969年林彪一号令的发布之下，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纷纷撤离了首都北京。农垦部亦未能幸免。萧克、陈漫远等众多部、局级干部，被安排至江西云山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
自“九一三”事件落幕，1972年1月16日，萧克重返北京。到了四月，中央高层作出决定，任命他前往解放军军政大学担任要职。
自林彪接管军委职务以来，他始终打着“突出政治”的旗号，人为地制造了军队与政治间的对立，鼓吹政治力量足以冲击一切，将“突出政治”的理念确立为部队全面建设的核心指导思想。所谓强调政治，实则是指引着阶级斗争的方向。在如此的政治氛围中，众多指战员心中充满了忧虑与恐惧，顾虑纷纭，因而不敢全力以赴投入到军事训练之中。
萧克深信，军队的本质在于军事训练，若不重视军事训练，便与军队之名不符。因此，他毅然决定在军政大学中根除林彪所倡导的“空头政治”的影响，恢复军校工作以军事教学为核心，力求将军政大学打造成类似南京军事学院那样的培养文武兼备人才的顶尖军事学府，并积极推动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
历经不懈奋斗，萧克与唐亮等人最终成功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实现了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长久以来的夙愿。
有人向萧克提问：关于林彪的历史，该如何进行叙述？萧克回应道：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足于历史真实，分清功过得失，切实尊重历史真相。他主张执笔书写历史者，应恪守“赞颂他人，不夸大其美德；诋毁他人，不加剧其罪孽”的原则。尊重历史，明辨功过。
晚年萧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