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回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傅斯年先生，作为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卓越的领导才能闻名。他主编的《新潮》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巨浪，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显著标志。

自踏足德国的学术殿堂，他深受历史学派的熏陶，进而提出了“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学术见解，突出了史料考证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石作用。尽管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发了诸多争议，但它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轨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傅先生身为参政员，勇于对权贵阶层进行犀利批评，因而赢得了“大炮”这一响亮称号；而在史学研究领域，他更是独辟蹊径，将心理分析巧妙地融入史学之中，为解读历史人物的性格与行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在晚年，他执掌台湾大学的教鞭，秉承北大之精神，对台湾的学术界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傅斯年的一生，交织着对学术的执着追求与时代的波澜壮阔，他的学术成就、政治投身以及个人抉择，无不映射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丰富面貌与深沉的历史责任感。

何兆武，生于1921年9月14日，逝于2021年5月28日，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与翻译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五四运动期间，傅先生身为北京大学的一名学子，便已展现出其深厚的学术底蕴与非凡的领导及组织能力。彼时，他主编的《新潮》杂志，成为五四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刊物之一。

该刊的外文名称“Renaissance”恰如其分地映射了五四运动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一名称的启用，标志着我国在思想与文化领域，正式开启了从传统向近代化迈进的宏伟篇章，其历史价值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相媲美。

傅斯年的名字，自然地成为了五四运动中的一道亮丽风景。自“五四”运动之后，傅斯年先生赴德国深造，在那里的历史学界，兰克学派的影响力依然强大。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他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形成了以史料详实、考订严谨为特点的研究风格。归国后，傅斯年在北京大学任教，他提出了“历史学即史料学”的著名口号。

这条路线曾经遭遇诸多质疑。然而，傅先生的本意似乎并不局限于将历史学的界限局限于史料，他主张历史学应当以史料为基石，换句话说，若缺乏史料，历史研究便无从谈起。这一点与他的恩师兼终生至交胡适先生所倡导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相契合。

此后，尤其是自解放以来，它在我国广大学术界屡遭非议，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无需多言，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如《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等，为他赢得了史学界的崇高声誉与尊崇地位。因此，在中央研究院（即中国科学院的前身，首任院长为蔡元培先生）成立之际，傅先生便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将历史学与语言学融合，便能窥见傅先生的学术路径与德国学派之间的深厚渊源。史语所最初设立于北京，即当时的北平，后来迁移至南京。在此期间，傅先生依旧担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一职。

谢国祯先生曾告余，彼时南方史学界人士多出自柳贻徵先生门下，与傅先生关系并不紧密。因此，傅先生特意推荐谢先生前往南京中央大学授课。然而，未曾料到谢先生抵达南京后，与柳门弟子们相处甚欢，似乎有悖于傅先生当初的期望与信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次岁成立了国民参政会。政府迁到重庆后，傅先生以参政员的身份曾在会上猛烈地抨击孔、宋豪门，博得了“大炮”的声誉，为一时物望所归。但先生的主要职务仍然是史语和北大文科研究所。

四川重庆设有史语所，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位于昆明。鉴于躲避敌机轰炸的需要，文科研究所迁至乡间岗头村。郑天挺先生担任副所长。在此期间，流传着一个趣谈：每当有访客前往文科研究所，守门的门卫总会好奇地问：“您是要见正所长，还是副所长？”

随即加以说明：当时，傅所长担任副所长，而郑所长则担任正所长：傅先生已不再授课，也鲜少向学生们发表演讲。我仅记得他有一次面向学生公开演讲的情景，演讲会的主持人似乎是梅贻琦校长，演讲地点位于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时间大约是1940年初，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的时日不久之后。

那次演讲的主题聚焦于汪精卫为何背叛祖国、投向敌人。令我们听众感到意外的是，他并未进行一番深入的政治剖析，而是展开了一场深入的心理解读——更确切地说，是一场借鉴了弗洛伊德（Freud）理论的心理学分析。

汪先生正值风华正茂之际，却不幸被富商陈璧君运用金钱、权势以及婚姻手段严密操控，这种控制贯穿了他的一生，导致其心理产生了极大的扭曲。傅先生将这种复杂的情感纠葛称作“疙瘩”。正是这种情结使得汪先生终其一生处于压抑状态，无法获得满足，进而形成了他极端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人格和心理上的严重偏差。这些特征最终表现为他在政治上的极端投机与反复无常的赌博行为。

在演讲的尾声，傅先生微笑着对在座的我们这些青年学子们说道：“因此，我诚恳地劝告你们，将来切莫让东风压倒西风，亦不可让西风盖过东风。”这正是他那次演讲的核心思想与最终结论。我相信，在座的多数同学对此观点持有不同的看法。

此类背叛祖国、组建伪政权、甘愿充当傀儡皇帝的严重事件，不能仅仅用被压抑的原始欲望来解释，实则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深层的政治、社会经济及历史文化因素。心理扭曲难道就必然导致成为汉奸卖国贼？然而，回望这次讲话，我们却发现其中蕴含着另一层值得关注的内涵。

傅先生堪称首例——至少在我的观察中，他是我国史学界第一位——将心理分析理论系统地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学者。毕竟，历史本质上是由人类行为构成的，而人类行为的本质则离不开心理这一关键环节。多数历史学家在探讨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社会层面的分析，却鲜少深入探讨作为历史核心主体的人类心灵深处。往往功亏一篑。

司马光《资治通鉴》谈及反叛之际，常言反叛者终因“内心不安”而走上谋反之路。反叛固然蕴含野心，却也往往源于内心所受的压迫与扭曲。此乃更深层次的探讨，触及当事者的内心或灵魂之幽深，相较于仅从背景与客观形势分析，更显深入。

探讨弗洛伊德对达·芬奇的解读，需追溯至其著名的恋母情结理论。纵然读者或许并不完全认同此观点，但仍不得不钦佩他那深入探究的执着精神。至于傅先生的此次演讲是否收录在其《全集》之中，我不得而知，但作为开创性的先导之作，这种勇于创新与探索的精神无疑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未来，史学界亦不应墨守成规，将自己束缚于传统既定的框架之中，而应大胆开拓新的研究方向与路径。

在行动之际，一个人的内心究竟作何构想，其行为又是由何种情感与驱动力所左右，这关乎我们能否达到更深的理解。

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国内的矛盾愈发尖锐，国民参政会因此派遣了一个访问团前往延安，团员共计六位参政员，其中便包括了傅斯年和黄炎培。

于延安之地，毛泽东与每一位访问者进行了亲切交谈。他与傅先生在五四运动时期已有交往，彼此可谓旧交。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对傅先生在五四运动期间的杰出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因此傅先生自谦地说：“我们当年不过是陈胜、吴广一般的人物。”此外，傅先生还请毛泽东题字留念。毛泽东随兴挥毫，题写了以下信件：

孟真先生：承蒙您所托，我已尽力书写数字，然成效不尽人意，权且以此作为纪念。今日听闻陈胜吴广之事，深感您的谦逊之至，因此特引用唐代文人之语，以资广传。

敬颂

旅安

毛泽东上

竹帛烟散，帝业成虚；关河锁空，祖龙居寂。

坑灰山东乱，刘项非书生。

唐味史书呈

孟真先生

毛泽东

不久之后，战事终告平息。北大校长蒋梦麟转赴重庆履职，校务则由胡适接任。然而，由于胡适当时身在美国，无法迅速回国，故在胡适归国之前，校务暂由傅先生代理。当年十二月一日，西南联大学生为抗议内战而聚集一堂，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厉镇压，导致四人丧生，惨案由此酿成，进而引发了“一二一”运动。

傅先生遂由重庆来昆明处理学潮。他慰问学生，见到了学生代表时说，你们就是我的子女，打死我的子女我不能答应。一时曾博得不少同学们的认同。但是傅先生当时的基本立足点却是无法认同学生的民主运动的。所以，不久他也和其他几位老师（如冯友兰先生、雷海宗先生等）一样和大多数同学的主流拉开了距离。

“傅斯年，Another Kuo Min Tang（又一个国民党）。”然而，北大复校迁回北平之后，傅先生对那些冒牌的北大教授却毫不留情，将他们全部解聘。

傅先生坚信，大学教授理应成为民族气节的楷模，若沦为敌人的帮凶，便无法担此师表之重任。自是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争执。胡适归国担任校长之际，傅先生则重返南京史语所。彼时，战事频仍，经济状况亦陷入崩溃，傅先生在报端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文章，再度引起了广泛关注。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随之宣布辞职。

在解放战争前夕，傅先生肩负重任，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一职。其核心团队主要由北大资深教授构成，包括毛子水、姚从吾、刘崇、钱思亮等先生。台大自那时起便逐渐成为台湾地区的北大。傅先生曾多次力邀老友陈寅恪先生赴台，然终未如愿。不久之后，傅先生因高血压和心脏病在台湾不幸离世。

回顾傅先生的一生，其青年时期的光辉成就，无疑是五四时期众多风云人物中的佼佼者。他的学术成就斐然，同时亦曾领导中研院史语所及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工作，其间的功绩与不足，均为世人所共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慷慨激昂的抗日救亡言论与行动，尤为令人称颂。

他在晚年的选择，实则并无出奇之处。天下大势，历来是分合相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乃是不变的规律。即便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至“一二一”运动期间，那些杰出人物难道不是在时代的激流中不断经历分化与重组吗？有的继续前行，有的选择退隐，有的甚至转向了进步的对立面。

人们始终与时代同步前进、不断适应变革，不可能长久地滞留于原地。援引章太炎先生的一个术语，我们不妨赋予其新的内涵，不妨称之为“同步进化”亦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