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经党中央批准、由东北局负责组织，选送了21位年轻同志去苏联学习，为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他们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女。他们在苏联接受大学教育，以学习经济、工业为主，学成后都回到祖国。“文化大革命”中，这21人都受到审查，被立案为“4821苏修特务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4821苏修特务案”得到彻底平反。扣在他们头上的“苏修特务”的大帽子被摘掉了，而“4821”的称呼却在一定范围保留了下来，成为对他们的一个特殊简称，甚至他们自己有时也使用这个称呼。这21人是（按姓氏笔画排列）：

叶正大，叶挺烈士的长子；叶正明，叶挺烈士的次子；叶楚梅，叶剑英将军之女；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朱忠洪，王稼祥将军的义子；任岳，任铭鼎之女；任湘，任卓明之子；江明，高岗将军之外甥；刘虎生，刘伯坚烈士之子；杨廷藩，杨棋烈士之子；肖永定，肖劲光将军之子；邹家华，邹韬奋之子；张代侠，张宗逊之侄；林汉雄，张浩之子；罗西北，罗亦农之子；罗镇涛，罗炳辉将军之女；项苏云，项英将军之女；贺毅，贺晋年之子；高毅，高岗将军之子；崔军，崔田夫之子；谢绍明，谢子长之子。

集结于哈尔滨

1945年，“8·15”抗战的胜利余音未绝，国共两党已暗中磨砺，蓄势待发，预备进行一场决定性的角逐。此刻，延安与重庆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中国的东北之地。

彼时东北地区拥有超过三千万人的人口规模，自然资源充沛，重工业发展尤为突出。得益于其紧邻苏联的地理位置，该地区的战略地位尤为关键。

在中共七大之际，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审视我党以及我国革命未来发展的趋势，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尤为关键。即便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所有根据地面临丧失的风险，只要我们能够掌握东北，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便有了坚实的基石。

与此同时，蒋介石向他的部属陈述道：东北并非国民革命的发源地，实则其归宿所在。他期望在即将到来的最终胜利时刻，众位能够加倍奋发，加倍努力，务必使这座大厦完工，以成就全功。

国民政府凭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立了接收东北的合法地位，随即迅速集结军队，奔赴东北。

中共中央明确了“向北推进，向南抵御”的战略方针，并确立了“构建稳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目标。毛泽东强调，鉴于中苏条约的限制，苏联无法直接对中共提供援助。我们已决定派遣干部前往，这无疑是一项大有可为的事业。

1945年9月，东北局正式成立，彭真、林彪、高岗、罗荣桓、陈云、李富春、王稼祥、张闻天、林枫、蔡畅等众多杰出人士，曾共同肩负东北局领导的职责。同年11月，山东及苏北地区共有11万部队被调遣至东北，与东北抗日联军融合，共同组建了东北人民自治军，随后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与此同时，党亦派遣了2万名干部前往东北，以加强党的力量。

在“4821”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绝大多数人正是背负着那段岁月的记忆，踏入了哈尔滨的土地。

谢绍明

谢绍明，谢子长烈士的嗣子，1924年诞生于陕西安定（今之子长县）。自红军时期起，他便投身革命事业，年仅15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4821”中年龄最长、资历最深的成员之一。谢绍明曾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深造。随着抗战的胜利，他作为干部团的一员，被派往东北，从延安迁至赤峰市履职。不久，东北局作出决定，将他送往苏联深造。

谢绍明回忆称：

我身为延安成立的首批干部团成员之一，于1945年9月2日启程奔赴东北，同行者还包括林汉南（林汉雄的胞兄）与江明。干部团成员众多，阵容庞大，由张秀山同志担任政委，林枫同志则担任副政委。我们的护送任务则交由黄永胜同志指挥的一个旅队负责。

“彼时，太原铁路掌控于阎锡山之手，直至抵达张家口之前，我们唯有依靠双腿行走，夜间悄然穿越封锁线。抵达张家口后，有幸遇见了聂荣臻同志，在他的悉心安排下，我们终于得以乘坐运送煤炭的敞篷货车。我对铁路与火车一无所知，于是特地趴地细摸铁轨。临别张家口之际，聂荣臻同志慷慨赠予我们每人一双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翻毛皮靴。我们沿着正太铁路抵达沙河下车，夜间再由康庄转道前往北平。冀东地区在日军实施‘三光政策’后，变成了连人影都难觅的‘无人区’，我们寄宿的村落已无一人存活。经密云、黑山口一路北上，抵达古北口后，便能看到苏联红军的身影。”

当时，我们的身份尚未完全对外透露，我们于古北口逗留了两晚，随后乘坐密闭的货车继续前往承德。彼时，该地已被苏联红军所占领。

抵达热河之际，时值十月尾声。忽接上级发来电报，指示须在热河留下部分干部。干部团下辖四个大队，每大队又细分为四个中队，最终决定仅保留各大队的首个中队成员，其余人员则继续前行。身为第一中队的我，亦在此留下了脚步，被安排至赤峰市，担任某个区的区委书记，直至1948年春天。不久，东北局的通知传来，命我前往哈尔滨报到，准备赴苏联深造。江明亦留在了赤峰，担任一区的助理，后来转至县政府负责公安事务。他自1946年起便置身于哈尔滨，供职于东北局的土改团。

1948年五一节之后，我告别了赤峰，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旅程。彼时，那里已经汇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李鹏在油脂厂担任协理员的职务，而叶正大、叶正明、叶楚梅则正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勤奋学习俄语，高毅和罗西北则是在哈工大深造。我并未急于投身俄语学习，因为王稼祥同志得知我从热河而来，便找我详细询问热河接收后的情形。他与我进行了多次深入交谈，我亦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协助他整理了一份详尽的材料。那时，我们皆寓居于东北局招待所，他们或上课，或我则投身工作。李鹏也尚未离开他的工作岗位。直至八月，各项手续才得以逐步办理。

罗西北

罗西北，罗亦农烈士的嗣子。凭借其流利的俄语和汉语能力，他被委以“4821”团队的领队重任。在团队中的21名成员中，他的背景显得尤为独特。1938年，他自四川远赴延安，先后就读于鲁迅小学（保小）、边区中学以及延安自然科学院。1941年初，他离开延安，踏上苏联的土地，被安置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那里他不仅生活，更接受教育，并最终被录取至伊万诺沃电机工程学校。1945年8月初，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初现，他被苏联安全部选中，被派往齐齐哈尔执行情报任务。1946年11月，罗西北抵达哈尔滨，向东北局报到，并重返哈工大继续深造。

罗西北在谈及“4821”项目赴苏联深造的筹备与实施过程时，回忆道：

大约在1948年春节过后，当时担任东北局俄文翻译、负责与苏联联络工作的卢竟如同志向我透露了一条消息：东北局计划派遣一批同志前往苏联深造。当时，我与高岗之子高毅一同寄居在卢同志的家中，那处住所位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附近的一个机关大院。高毅曾在1939年前往苏联，我们曾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同学，他在1947年回到了祖国。当这一决定最终确定后，我和高毅便搬离了卢家，迁至哈尔滨南岗的东北局招待所。此时，已有从张家口前来的一批延安同志在招待所内汇集，其中包括谢绍明、江明、张代侠、林汉雄、贺毅、崔军、杨廷藩等。

东北局对于此次选派留学者设定了严格的标准，要求必须是军级以上烈士或干部的后代。

我们齐聚东北局招待所，静候两则消息的到来。其一，是等待中央的批准。彼时，中央机关已迁至西柏坡，东北局已向中央发出电报。其二，是等待与苏联方面完成手续，此事宜主要由卢竟同与驻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进行接洽，而我方负责办理的是哈尔滨市的护照。此事已获得苏共中央的批准，然而负责接待的单位却是苏联红十字协会。

在学习期间，严禁谈恋爱。我们的学习生活状况需直接向东北局汇报，所有相关事宜均需与东北局保持紧密联系。”

东北局领导特地为我们安排了告别盛宴。来自延安的同志们从未见过如此丰盛的佳肴，他们大快朵颐，其中有些人更是畅饮至醉。

延安保小

罗西北所提及的贺毅、崔军、张代侠、杨廷藩等，均是1945年自延安辗转而来。他们与同行的21位同学，自幼便结伴同行，直至中学时期方才各奔前程。贺毅曾在自然科学院深造，然而，他内心渴望投身军旅，遂加入了由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主办的军官培养参训队，崔军、张代侠、杨廷藩亦同属该队成员。1945年10月，他们完成参训队学业之际，恰逢国共两党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因一时无法如愿参军，贺毅陷入迷茫，遂与几位同学商议，寻求父亲的意见。

贺毅的父亲，贺晋年，在红军时期便担任了27军的军长职务。他与贺龙毗邻而居，两座窑洞仅一墙之隔。当贺毅等人纷纷向贺晋年表达意见时，贺龙适时加入讨论。他提出，当前既要削减老兵，更要精简新兵，即便你们尚未入伍。我们曾浴血奋战，而你们则肩负着建设重任，须知打江山不易，建设更难，你们需具备过硬的本领和真实的才华。我提议，不如送你们去北平深造如何？

在贺老总的精心安排下，贺毅与崔军、张代侠、杨廷藩一行人携带干粮，驾驭两匹骡子，毅然从延安启程，踏上前往北平的路途。历经曲折，他们在内蒙古找到了张代侠的叔父——时任五省联防副司令员的张宗逊。张宗逊向他们透露，蒋介石意图撕毁停战协定，北平周边战事正酣，形势愈发严峻，求学之事已无可能。他建议他们转道前往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该校与延安自然科学院同出一源，均为中国共产党所创办。在张宗逊的周密安排下，他们从集宁乘坐火车，顺利抵达了张家口。

昔日，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汇聚了一批强大的师资队伍，教学设施亦一应俱全。该校学生主要来自解放区，他们勤奋好学，竞争氛围浓厚。在这样的环境下，贺毅等人的进步尤为迅速。他们还与同样就读于此的李鹏结下了深厚友谊。李鹏当时担任高班的党支部书记。

不久，随着局势的变动，张家口工专迁址至哈尔滨。在李富春的精心安排下，贺毅等同学得以加入东北野战军通讯参谋部。他们日后亦有幸跻身“4821”的行列。

李鹏、邹家华等一众人士，亦是在“8．15”事变之后抵达东北的。彼时，贺毅等人在南岗的招待所中刻苦补习俄语，而他们则尚未摆脱原有职位的束缚，依旧奔波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邓颖超与李鹏

李鹏当时担任哈尔滨油脂公司的协理及党支部书记，在21位同仁中，他是唯一一位身处企业一线的员工。在步入这一职位之前，他曾在晋察冀电业公司担任技术员的职务。

李鹏之入选“4821”名单，实乃得益于李富春、蔡畅夫妇的力荐。在延安岁月，李鹏便与其他革命烈士的后代一样，频繁造访李富春、蔡畅的府上，成为那里的常客。

起初，李鹏对于前往苏联深造一事显得颇为踌躇。他曾与母亲探讨过自己的这一想法——一方面，他对目前从事的职业充满热爱；另一方面，随着全国解放的脚步日益临近，他对这一历史时刻的期待愈发迫切，对胜利的景象怀有深深的向往。再者，他观察到，那些昔日赴苏学习的同仁，归国后有不少人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沼。这让他忧虑，倘若自己学成归国，是否也会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脱节。

然而，母亲的劝导使他改变了初衷。李鹏的母亲坚信，应当拓宽视野，着眼于长远。建国后，我国致力于国家建设和工业发展，当前的知识水平与党的期望尚存在显著差距。苏联作为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前往苏联深造，正是党的事业发展的迫切需求。

邹家华

邹家华在接到赴苏联深造的通知时，正担任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一职。他未曾于延安求学，自幼便跟随父亲邹韬奋辗转于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历经磨难，却也磨砺了胸怀。1942年，邹韬奋前往广东东江游击区，继而赴苏北解放区，不幸于1944年7月离世。同年12月，年仅16岁的邹家华在淮南投身新四军，亲身经历了与敌人的正面交锋。此后，他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深造，结业后分配至上东升政府实业厅建设科担任干事。早在抗战之前，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被调往东北工作，历任中共松江哈东地委秘书、副书记等职务。

提及邹家华，叶楚梅的名字自是不可或缺。她乃“4821”团队中的四位杰出女性之一，最终与邹家华结为连理。

叶楚梅

叶楚梅，叶剑英将军的千金，于1928年降临于香港。当年，即1927年，叶剑英同志正领导着广州起义，彼时，叶楚梅尚在母亲腹中躁动不安。起义虽告失利，但叶剑英便迅速将家人迁往香港。未待女儿降临人世，他便又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

1937年，叶剑英同志负伤返回广东接受治疗，此时九岁的叶楚梅才有幸初次见到父亲。翌年1945年，十七岁的叶楚梅被送往延安与父亲重聚。然而，仅仅逗留了一个月，父亲便将她送往遥远的东北，让她成为一名民主联军的战士。

刘虎生于1947年自晋察冀边区迁至哈尔滨，彼时寄居李富春、蔡畅的宅邸。其父刘伯坚，乃赫赫有名的革命烈士。刘伯坚早年远赴欧洲投身勤工俭学，与李富春夫妇结为挚友，并成为蔡畅的入党引路人。红军长征启程之际，刘伯坚毅然留守中央苏区，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一次激战中，他身负重伤，不幸被俘，于1935年3月21日英勇献身，留下了一首传颂千古的抒情诗《戴镣行》。党中央迁至陕北后，在全国范围内搜寻烈士的后代，刘虎生遂被接到延安。

叶正大、叶正明

叶正大与叶正明，均为叶挺之子。叶挺生前育有九子，然至其遇难之际，仅存五子。叶正大与叶正明，位列长子。父亲不幸遇难后，他们被送往延安，叶正明随后被转至张家口，寄居于聂荣臻家中。随着党中央从延安撤退，他们一同抵达哈尔滨。至1947年，他们已开始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

林汉雄，张浩之子，早年曾在延安保小就读小学；而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与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均是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转送至延安，并在保小接受教育；西北局书记任卓明的儿子任湘与侄女任岳，亦是由西安办事处引入延安，分别进入边区师范学校深造，后转至延安自然科学院继续学业；罗炳辉的女儿罗镇涛，在长征途中被寄养于民间，直至战后才得以寻回；朱忠洪则是王稼祥的内侄。众多同志都是在党中央撤离延安之后，历经波折，最终抵达东北。

伊万诺沃至莫斯科

1949年秋初，一群朝气蓬勃的21位青年踏上火车，从哈尔滨启程，迈向了苏联的土地，开启了他们留苏学习的征程。

启程之际，东北局精心为每位同志量身定制了一套西装，配备了皮鞋，并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列车抵达满洲里，随即停下脚步。此地为苏联称作“奥特伯尔”的边境城镇，此处需进行严格的边防检疫。鉴于日本人在我国东北地区曾实施细菌战，加之哈尔滨近期发生的鼠疫事件，苏联边检人员严格要求他们留在车厢内，不得随意走动，并将他们的衣物全部取走进行消毒。在这段日子里，他们被迫在列车上度过了大约十天。经过边检程序的顺利通过后，他们继续前行，抵达赤塔，并在那里换乘前往海参崴，再转乘开往莫斯科的列车。

抵达莫斯科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苏联红十字会旗下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院长季莫菲·扎哈罗维奇·马卡洛夫。这一信息昭示，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并非莫斯科，而是伊万诺沃。伴随马卡洛夫院长一同前来的，还有儿童院的中国教师张梅，她曾是林彪的伴侣。而令“4821”成员们尤为激动的是，留苏多年的陈祖涛（陈昌浩之子）和刘允斌（刘少奇之子）也亲自到场迎接。这两位与“4821”中的众多成员在延安保小、延安中学时期便曾是同窗，与罗西北、高毅之间的深厚情谊更是不言而喻。

伊万诺沃儿童院

苏联方面为中国学生安排了当晚的一趟火车，驶往伊万诺沃。在列车启程前还有数小时，陈祖涛和刘允斌便带着“4821”团队踏上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红场之旅。莫斯科地铁的纵横交错、高效便捷，既让他们领略了现代都市的风采，又不免令他们感到有些迷失方向。当他们从红场返回火车站时，江明因沉浸于站台景色的欣赏而行动迟缓，不慎被关在了地铁车厢门外。他只记得来时乘坐了四站，便开始数站往回坐，却不见同伴们的身影。原来，大家担心他，便又折返回来寻找，一番周折后才在出站口重逢。当晚，“4821”们乘坐火车前往伊万诺沃，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成为了他们抵达苏联后的首个栖息之地。

谢绍明回忆道，他们曾在儿童院中度过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期间不仅补习俄语，亦在等待苏方的安排。一日，苏联高等教育部派来一位同志，旨在解决“4821”学籍的入学事宜。该同志表示，鉴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尚存外交关系，中共派往苏联学习的学子的身份保持非公开状态，故而无法进入莫斯科的高等学府就读。他们所持的哈尔滨市护照亦不允许他们前往莫斯科。苏联方面计划安排他们在伊万诺沃市进行学习，并力求满足他们的专业需求。然而，这一结果与“4821”学子的期望相去甚远。

四名女生被分配至医学院，李鹏、邹家华、林汉雄等人则前往电工学院，谢绍明、任湘、江明等人选择了纺织大学，而叶正明等人则选择了化工学院。鉴于大家俄语水平尚浅，罗西北承担起责任，将各组同学安全送达各自学院并妥善安置。

无论被分配至哪所学府，抵达后都必须从基础的高中数理化知识重新开始学习。尽管这批人在国内多少接触过数理化，但与经过苏联十年制正规教育培养出的学生相比，其掌握水平相去甚远。弥补这一差距是开始接受高等教育的先决条件，而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更不用说，不通俄语更是让这一困难雪上加霜。

谢绍明回忆道：“我们每日都强忍着不适，聆听苏联教师讲授几何、代数，所使用的教材正是苏联十年制高中课程。那个年代，我们尚无俄汉词典可用。记得从哈尔滨出发时，每个人都随身携带了一本《日俄字典》，尽管我们不懂日语，但书中汉字的存在，多少能让我们凭借猜测来理解。幸运的是，数学、物理和化学课程充斥着公式和死知识，相对容易把握。为了更好地掌握俄语，我们被分开了居住，每两个苏联学生配一个中国学生。”

“4821”一代不仅背负着繁重的学业压力，还必须经受严苛生活的磨砺。在踏上出国之路前，他们对留苏生活抱持着无限憧憬。然而，抵达苏联后，他们才真切地体会到，战后苏联的恢复时期生活之艰难。当时，苏共联络部为他们每月提供的400卢布生活费，在物价高昂的情况下显得捉襟见肘，每公斤黄油的价格高达60卢布。他们中午在学校食堂用餐，而早晚则需自行解决伙食，日复一日地以黑面包为主食。能源短缺导致学校频繁停电，漫长的冬季里，取暖全靠烧木柴。当他们离开哈尔滨时，东北局并未为他们准备冬装。在儿童院期间，苏联方面仅每人发放了一件夹大衣，而到了11月，气温已降至滴水成冰，他们简陋的衣物根本无法抵御刺骨的寒风。

战后苏联面临诸多社会困境，治安环境亦不尽如人意。邹家华曾在乘坐公交车时，其口袋中的卢布被盗，车内的乘客目睹小偷行窃，却选择袖手旁观，对此置若罔闻；叶正明游泳归途中，衣物不幸被盗，无奈之下只得赤身裸体奔回宿舍。

在此情形下，众多同学感到不适应，精神压力倍增，身心健康状况随之恶化，甚至有人因病倒下，谢绍明、江明、叶楚梅等同学不得不入院治疗。

尽管生活条件欠佳、环境尚不适应，这些因素对他们而言并非首要之急。他们心急如焚的是，在伊万诺沃，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们迟迟未能步入正规的学习轨道。无论如何，他们并不期望在伊万诺沃结束自己的留学生涯。既然踏足苏联，他们的目标便是力求进入苏联最顶尖的学校，汲取最先进、最前沿的科学技术知识。

“4821”党支部迅速将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种种困境上报至东北局，并同步通报给了苏共联络部的同仁。得知这一情况后，莫斯科的中国驻苏学生会亦致函苏共中央领导，详细介绍了这批学生的背景，期望能够引起重视并妥善解决。在各方的积极协作下，1949年夏季，“4821”学员从伊万诺沃迁至莫斯科，在苏联红十字协会的安排下，入住位于莫斯科郊区的原共产国际谢涅什疗养院。与此同时，已在莫斯科就读的刘允斌、陈祖涛、郭志成（郭亮之子）、蔡博（蔡和森之子）等中国留学生也汇聚于此，新老学员一同度过了难忘的暑假时光。正当此时，刘少奇与高岗秘密访苏，商讨新中国的建国大计，最终，“4821”学员在莫斯科的学业问题也得到了最终确认。1949年9月1日，新学期的第一天，他们纷纷踏入了各自选择的学校和专业，开启了崭新的学习旅程。

为祖国发奋学习

莫斯科坐拥众多高等教育资源，国家顶级学府汇聚一堂。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指日可待，苏联已明确承诺将率先承认我国，因此在处理“4821”事宜时，顾虑已大大减少。在此背景下，“4821”项目成员得以依据个人意愿，自由挑选心仪的学校。

不宜选择政治专业，因为中国在政治领域已趋于成熟，无需再依赖苏联培养政治工作干部。以往前往苏联学习政治的中国学生，常常陷入教条主义的误区。同样，也不宜选择文科，而应专注于工科，尤其是工业领域。至于具体的专业方向，则可根据个人的兴趣与专长来决定。

“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即是共产主义。”这句名言在李鹏、贺毅等人的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

邹家华、刘虎生与张代侠共同选择了鲍曼高等工业学院机械制造系，荣膺陈祖涛教授的校友行列。

叶正大、叶正明与朱忠洪三位学子均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莫斯科航空学院深造。他们的这一抉择，或许与家族悲剧的阴影不无关联。自父亲不幸遇难以来，他们对飞机产生了难以言喻的深厚兴趣，渴望彻底掌握其精髓。

杨廷藩和罗镇涛均就读于莫斯科财经学院；项苏云则选择了莫斯科纺织学院；叶楚梅则进入了莫斯科大学深造；任岳则专注于莫斯科建筑学院的专业学习；任湘选择了莫斯科地质学院作为其学术归宿；江明则投身于莫斯科农业学院的学习之中。

无论踏入哪所大学，语言障碍始终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课堂上，他们大多只能勉强记下笔记，课余时间则需逐步消化所学。他们每日早起自学俄语，经过两年的努力，方才渐感轻松。

在“4821”留苏的岁月里，最令其难以忘怀的瞬间，莫过于1950年2月17日那天，有幸受到了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1950年伊始，毛泽东与周恩来肩负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重任，抵达莫斯科。17日傍晚六点钟，他们在我国驻苏大使馆亲切接见了留学生群体。应同学们的诚挚请求，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在留学期间，同学们需铭记三项要事：首当其冲，便是勤奋学习，务必掌握建设国家的过硬本领；其次，要秉持艰苦奋斗的精神，须知我国尚处于贫困之中，生活上切勿与苏联同学攀比；再者，要注重锻炼身体，因为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即便学富五车，回国后亦能为祖国效力。众多同学手握钢笔和笔记本，纷纷请毛主席和周总理题词留念。毛主席依据每位同学的专业背景，精心题写了寓意深远的字句。例如，叶正大向毛主席透露自己专攻飞机设计与制造，毛主席便在他的笔记本上题写了“建设中国强大空军”八个大字。而给李鹏的题词是“为人民服务”，张代侠的则是“努力向前”，贺毅得到的是“光明在前”，江明则是“农业机械化”。周总理则对所有同学赠予了同样的寄语——“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当晚，毛主席与周总理与大家共进晚餐，餐后更是举办舞会，欢声笑语回荡，大家深受鼓舞，学习热情更是空前高涨。

1953年10月，罗西北荣膺动力学院首位毕业生的殊荣，捧得毕业证书。紧接着，在次年12月，与他同属低一届的李鹏、贺毅等同学亦相继顺利完成学业，荣获动力学院的毕业文凭，并荣获“优秀毕业生”的荣誉称号。

在莫斯科动力学院，中国学生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赢得了苏联教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经过五年的刻苦学习，尽管谢绍明、叶楚梅、任湘因健康原因不得不暂时中断学业返回祖国，但其他同学均顺利完成了学业，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党支部和学生会

在“4821”留苏期间，自1948年9月至1950年8月或9月，成员们拥有独立的党支部和学生自治会，不仅全面负责管理成员们的日常生活、学术研究及思想动向，还承担起与东北局沟通联络的重要任务。

在21位同学中，除高毅与罗镇涛二人外，余下19人均为共产党员。在出国前夕，东北局委派谢绍明担任支部书记一职，然而支部尚未正式成立。直至谢绍明因健康原因提前归国，这21位同学才聚首一堂，召开会议。在会上，谢绍明传达了东北局有关成立党支部和学生会的重要指示。经过一番讨论与筹备，众人一致推举李鹏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学生会主席，邹家华与任湘则被选为支部委员。

“4821”党支部深感自豪的，在于他们在伊万诺沃停留期间，积极向国内党组织汇报了国际儿童院中部分中国儿童的情况。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央决定将这些儿童接引回国。

伊万诺沃儿童院旧照

1948年的冬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那些年岁稍长的中国学子们纷纷完成了学业，他们大多已踏入莫斯科的校园。朱敏——朱德之女，因二战期间不幸被纳粹德军掳入集中营，历经数年磨难，此时仍在高中就读。余下的孩子们大多年仅十岁上下。他们中有的自幼便被送往苏联，有的则在苏联出生，有的能说些许中文，有的却一句中国话也不懂，对祖国的认知与了解十分匮乏。他们还察觉到，当时儿童院的负责人对中国儿童存有显著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针对这一状况，“4821”支部随后特地召开会议，展开深入讨论。在谢绍明归国前夕，他主持草拟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信，详细反映了相关情况和“4821”支部会议的决议。信中表达，我们深感苏联战后的社会状况并不理想，生活条件艰苦，对华裔儿童的教育亦存在不足。如今，祖国已迎来解放，具备了让孩子们返回故土接受教育的条件。我们建议，将他们送回国内，待他们在国内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后，再返回苏联深造。

谢绍明将此信转交给了与他同返祖国的王稼祥同志。从后续的发展来看，这封信无疑发挥了其应有的效用。

在陈祖涛的会议中提及，大约在1950年左右，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戈宝权向其咨询了有关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中国孩子的情形，并随他一同前往，亲自查阅了该院留存的中国儿童名单。

1950年上半年，苏共中央颁布了重要决议：“同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所培养的中国籍子女遣返国内的请求（名单附后）；并指派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执委会（由霍洛德柯夫同志负责）在本年七月至八月期间完成儿童遣返的准备工作，并将他们运送至贝加尔斯克火车站，以便由中国代表接手。”

1950年8月，一群中国少年重返祖国怀抱。其中，众多成员后续更赴苏联深造，接受了高等教育。

在20世纪40年代，苏联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里，教职员工与一群稚气未脱的中国低年级学生，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在伊万诺沃逗留期间，“4821”支部还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即在儿童院图书馆发现了一宗极其珍贵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中，不乏他们前所未见的照片，包括长征时期干部所撰写的回忆录，以及他们在苏联学习期间的各类笔记，此外，还有第三国际时期的档案文件。针对这一发现，他们及时向东北局汇报，并提出了收集、整理这些资料，并将其安全运回国内妥善保管的建议。

1950年8月至9月，新中国首批派遣的留学生踏上莫斯科的土地。这些留学生受到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的悉心照料。在此期间，“4821”党支部宣告解散，其成员与新鲜血液融合，根据各自所在学校重新组建了党支部，与东北局之间的联系亦随之断绝。随后，李鹏被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委以重任，担任中国留苏学生会总会主席，并加入了大使馆的留学生党委。

栋梁之材

毕业后，“4821”群体毅然决然地投身于“一五计划”的伟大建设中。他们怀揣着相同的志愿，立志深入基层，奔赴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罗西北首先在燃料工业部的水电总局北京水电院工作了两年，随后于1955年底转至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一待便是十年。谢绍明则被分配至哈尔滨飞机工厂。李鹏则前往了吉林丰满发电厂；邹家华与叶楚梅携手抵达沈阳第二机床厂；叶正大、叶正明则进入沈阳飞机厂工作。贺毅原本被分配至水电总局北京勘测院，但他主动请缨，与崔军一同前往江西上犹江围堰工区。林汉雄虽然被分配到北京，但他没有选择留在机关，而是加入了官厅水库的建设。他们均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邹家华叶楚梅

在“文革”的早期阶段，由于曾在苏联留学，他们被指控为“苏修特务”，遭受了严重的迫害。1968年，邹家华和叶楚梅分别被捕，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同一所监狱中被关押，却彼此音讯全无。朱忠洪在遭受迫害后，精神状况急剧恶化，患上了精神病。尽管“文革”结束后他们得到了平反，但精神上的创伤却难以愈合。某日，他离家外出后便音信全无，自此之后，生死未卜……

“文化大革命”落幕之际，“4821苏修特务案”得以全面昭雪。胡耀邦在主管中组部期间，积极倡导大胆选拔和任用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对于“4821”这一群体的任用问题，亦是他关注的焦点。

李鹏

1980年6月22日，胡耀邦约见电力部李锡铭、李鹏谈话时，李鹏反映了“4821”的情况。胡耀邦要他列出名单，李鹏当场写出了19人。第二天，胡耀邦就把这份名单批转给宋任穷，宋任穷看后，于25日批转中组部几位副部长传阅，指示要进一步考察了解21人的情况。1981年1月17日，中组部将21人的工作及表现情况汇总成册，报胡耀邦审阅。胡耀邦仔细看了材料，并对其中13人的使用作了批示。其中，对李鹏的批示是：“我主张坚决提起来当部长。不提一些，不能转变风气。”谢绍明所在的八机部生产局对他的评价很好。胡耀邦批示说：“既然评价这么高，为什么不可当副部长？”胡耀邦批示中还说：“许多同志可能尚未充分发挥其才能。需与他们的上级共同考察，以判断安排是否适宜。”1981年2月，中央对电力部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李鹏被任命为部长及党组书记。

在胡耀邦的关注与推动下，至1981年年底，“4821”计划中，邹家华、叶正大、贺毅等脱颖而出，被提升至副部级领导岗位；林汉雄、谢绍明则被选定为副部级后备人选。至于司局级领导职务，任湘、肖永定、杨廷藩、罗西北、叶楚梅、崔军、叶正明等均担任要职，而刘虎生亦即将被晋升为副局级领导。

自那时起，在这21人之中，除罗镇涛离世、朱忠洪失踪之外，其余成员均在各自的岗位上日益展现出卓越的才华，成为了国家不可或缺的栋梁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