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 助手

盛禹九盛：2011年，我著作了《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一书，副标题为“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该书的问世后，我阅读了朱正先生所撰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读后感》，该文发表于2011年第11期的《炎黄春秋》杂志。朱正的文章指出，这支笔“在党的宣传、解释、辩护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也存在为尊者避讳，有时甚至扭曲事实、掩盖错误的情况。由此可见，胡乔木是一个充满争议且值得深入探讨的人物。我知道，您与胡乔木先生交往已有半个世纪，对他的了解颇为深刻，能否分享一下您对他的看法和印象呢？

李锐：的确，我与乔木的相识已颇有年月。犹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是在1939年8月，那是在重庆南方局举办的青年工作会议期间。当时，南方局的青年委员会书记由蒋南翔同志担任，而我则肩负湖南省委组织部的职务，同时兼任省青年委员会的书记一职。参加会议。冯文彬与胡乔木应邀自延安抵达，两位均为中央青年委员会的负责人。借此机会，我与任职于重庆《新华日报》的记者范元甄喜结连理。

会议落幕之后，冯文彬踏上了前往云南的旅程；而我则陪同胡乔木一同前往湖南，协助其进行实地考察工作。彼时，范元甄在重庆的身份已然公开，而我则在湖南保持着地下状态，形势略显暴露。鉴于此，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博古作出了决定，将我们两人调往延安。在这12月之际，我与胡乔木并肩从湖南出发，途经桂林，最终重返重庆。与范元甄汇合后，我们一同乘坐一辆标有“八路军”字样的大卡车（我身着军装，佩戴上尉军衔），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程。

在重庆召开会议期间，我针对湖南的青年工作状况撰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期间与胡乔木有过数次交流。随后，在湖南，我们共同度过了逾一个月的时光，这期间，我对他的性格与工作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因此，当我抵达延安后，胡乔木便将我安排至中央青委担任工作。

彼时，中央青年委员会的书记一职由陈云同志担任，冯文彬同志担任副书记，韩天石同志则被调入担任秘书长一职，而胡乔木同志则执掌宣传部的工作。

原先，宣传部仅设有编辑科，负责主编《中国青年》杂志。杜绍西担任编辑科科长一职，其手下有杨述、韦君宜、许立群、陈企霞等同仁。而我则被委以重任，担任宣传科科长。我的职责是主要负责撰写青年运动的历史篇章，并编辑内部油印刊物《青年运动通讯》。参与此项工作的同事包括杨永直、陈适五、童大林等人。

1940年《中国青年》发表一篇以西北青年救国会名义的《上蒋委员长书》，对国民党地区的一党专政，没有民主，影响到学校教育和青年成长等，有所批评和建议。 本文出自胡乔木之手，其文采深受毛泽东青睐，因而乔木被委以重任，担任毛的秘书一职。自此，乔木成为了毛的得力助手，毛对其赞誉有加，称其为“思想改造最为彻底、灵魂最为纯洁”的知识分子典范。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胡乔木协助毛泽东同志完成了《六大以来》的编纂工作，这部著作成为揭露王明教条主义和周恩来同志经验主义的关键文献。此外，他还协助毛泽东同志草拟和整理了大量文件、文章及讲话稿，其中包括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乔木的文风独具魅力：时而气势恢宏，时而锋利幽默，趣味横生。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在整风时期为《解放日报》撰写的一篇社论——《教条与裤子》。当时，我负责报社的评论和社论板块。这篇社论运用形象而富有生机的语言，以及贴切的比喻，对当时那些“教条主义者”进行批判，讽刺他们“腹中藏有私欲”，并敦促他们“坦诚面对”，摒弃“私欲之尾”。经过毛泽东的精心修订，社论在延安整风运动的政治交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亲眼目睹了博古当时的痛苦情景，他的面色已然大变。

正如朱正在其文章中所述，胡乔木长期担任“为党宣传、解释、辩护”的重任，其撰写的部分文章存在诸多与事实不符、言过其实之处。例如，1957年他撰写的《肃反问题上驳右派》一文即属此类。这种状况，实乃由胡乔木的职务、地位、工作性质以及个人性格所共同决定的。

盛：“桥怎么能听？”随后他提笔将“听桥”改为“听樵”。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后，胡乔木在杂志上的文章从此都署名“听樵”。韦君宜晚年曾告诉我，她对胡乔木的许多文艺观点并不完全赞同。

他有“多面性”

李锐：1949年踏入城池，胡乔木在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一职后，其作风发生了显著转变。有几件事情，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令我印象深刻。

在五十年代初，我有幸担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期间搜集到了毛泽东同志早年的一些珍贵资料。基于这些资料，我撰写了《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一书，并分别在《中国青年》杂志和《党史资料》内部刊物上进行了连载。此书的出版事宜，由田家英同志负责，并得以在党刊上发表，得益于胡乔木同志的鼎力支持与主办。

另一事他不赞同。“未经中央批准，严禁外传”，以表明我的严谨态度。我将两本赠予乔木。然而，他接获此小册子后，情绪显得颇为不悦。“李锐此举弊大于利，故而所有50本书均应上交。”我唯有遵从，却保留了三册：一册留作己用；其余两册则赠予了黄克诚与周小舟。1990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精心编纂并出版了《毛泽东早期文稿》，而我所搜集的诸多文章亦悉数被收录其中。

1952年，我由湖南地区调任至中央燃料工业部任职。当胡乔木得知此事后，他有意将我调至中央宣传部，负责党史研究工作。然而，我以“服从组织安排”为由，婉言谢绝了这一调动。在五十年代，乔木先生尚且对我这支笔寄予厚望，曾邀我为《人民日报》撰写文章。尤记得1955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干部务必学习自然科学》。尽管该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起初，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以及我本人均对“大跃进”期间所采取的过分激进措施表示坚决的反对。“有人企图将秀才们招揽，我却坚信这不可能，切勿抱有幻想。”又说：“李锐非秀才，乃俱乐部成员。”我被打入另册。

盛：胡乔木作为毛的得力助手，始终坚定地捍卫其领导地位，对于出现的一些问题，本就无需过多惊讶。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胡乔木之后却力挺您执笔《庐山会议实录》，难道他不怕此举会对“主公”的形象造成伤害吗？！

李锐：这正是人们常言的胡乔木具有“两面性”，亦或是另一种表述，他乃是“士”与“仕”的完美融合，既和谐统一，又充满矛盾，其性格常常处于反复无常之中。身为一位亲历庐山会议、深有感触的与会者，胡乔木对于会议中种种争议与是非，理应有着透彻的了解。乔木可能意识到，准确全面地记载与留存庐山会议这一历史篇章，对于党和国家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981年，适逢文化大革命落幕不久，正当我们深入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潮之际，中央正在热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我担任国务院能源组（涵盖电力、煤炭、石油三个部门）的组长。在那次讨论中，大家思想活跃，各抒己见。我犹记得方毅先生的发言，他对某位同志的评价颇具分量。而胡乔木同志则阅读了我提交的小组会上有关庐山会议的长篇发言简报。他即刻便挥毫泼墨，一封来信飞至我手中，信中邀请我执笔撰写《庐山会议实录》一书。初为内部发行，后支持公开。当年盗版达五种。对于此事，我衷心感激胡乔木先生，若无他鼎力相助，这部著作的完成与出版实属不易。

“必要的辨正”

盛：我发现，《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一书中，在叙述庐山会议的过程时，

面对批判彭德怀同志所领导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局势已无法逆转，胡乔木同志仍旧心系一位参与起草纪要的同志。他与家英同志商议后，又与我探讨，建议该同志致信毛主席，撰写一封检讨信，以期获得谅解。乔木同志的这一善举并未获得预期的回报。二十多年后，那位参与起草的同志在撰写著作时，宣称自己写下那封信成为了一生的遗憾，似乎将乔木同志的建议视为自己的祸根。更为严重的是，这位参与起草纪要的同志在其著作中竟然声称自己在庐山会议上保护了乔木同志和家英同志，然而事实却是相反。正是在庐山会议的后期，这位起草参加者撰写了所谓的“检举材料”，列举了一系列“罪状”，向组织告发了乔木同志、家英同志以及我。彭真、一波和尚昆同志在大会上指示，要求我们对该人进行当面对质。当时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同志们，均亲身见证了会场上那场对质的激烈场面。（丁晓平著，《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320页）

庐山会议纪要的起草者，虽未明言其名，但众所周知，正是您这位声名显赫的先生。我犹记得，您曾撰写文章，对吴文的指责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是非对错本应一目了然，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现出版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一书，却又将这一争议问题重提。

李锐：是的。为回应吴冷西的无端指责，我曾撰写了一篇题为《请赐予一个“说法”》的文章。1995年首期的《读书》杂志及其他出版物均有收录，并被纳入《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的“附录”部分。

阅读过我的著作的每一位读者都能领会，“终身恨事”这四个字所传达的，是一种深刻的自责和愧疚情绪。它指的是在聆听主席对彭的批评后，本不该再去周小舟那里抱怨，却因此引发了后续一系列复杂且严重的后果。这与“似乎是由于胡乔木同志的建议导致他的不幸”有何关联？

吴文所述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其所谓的“尤有甚者”所指的具体事件上。回顾庐山会议时期，实际上是我在书中未曾提及的细节，关于我是否曾“保护”过胡乔木、田家英以及吴冷西，或者是否曾揭露过他们的所谓“罪行”。

吴文所述那些事，纯属子虚乌有，均为不实之谈。现存史料中的庐山会议《简报》以及众多相关档案均有力地证明。在《庐山会议实录》以及《请给一个“说法”》中，我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与解释。诸位只需浏览这两部著作，便能对诸多纷争与真相了如指掌。此处便不再逐一赘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67年8月，我有幸被分配至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工作。北京专案组的数位成员，携带中央办公厅及公安部的官方介绍信，需向我阐述与胡乔木、吴冷西及田家英之间的关联，尤其关注庐山会议期间的具体情形。彼时我年已五十有余，虽身处罪责未解之境，却仍怀揣着少年的热血与激情。我郑重地向专案组的几位成员指出，毛主席身边的潜在威胁，并非吴、胡、田这三位，而是陈伯达。陈伯达当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其权势一时无两，影响遍及朝野上下。我深知说出这话风险很大。我，李锐，便是如此一人：为坚守真理，为捍卫信念，不惜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将生死置之度外。果然，在1967年11月11日这一天，我乘坐一架专机被从安徽押解至北京，随后被关押进了秦城监狱。八年间，身处囹圄，我凡是为熟人撰写“证明材料”，无不秉持诚信，如实记录，亦或尽力维护其名誉。至于“检举材料”，无论是对我有过不测之人的指控，我一概未曾涉足。1979年复职后，我明白批准逮捕我的是陈伯达和江青。

我在撰写文章对吴冷西的指控进行公开反驳时，他尚健在。当我将文章呈现在他面前，他却陷入了沉默，未发一言。未曾料想，十六年后的今日，吴冷西已驾鹤西归，而那本由其执笔撰写、本人亦参与编纂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一书，却有人对某些史实未加详尽调查，仅凭一面之词，不加甄别地引用了与事实不符的虚假信息。此举对于历史的研究以及读者的认知，都显得极不严谨，缺乏责任感。因此，我不得不在此重申，并作出上述负责任的澄清与说明。

“这个人很聪明”

李锐：胡乔木，一位智慧过人的人物。他与毛泽东长期共事，对毛的理解可谓深刻。比如，在1957年，毛泽东批驳邓拓时，曾言“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然而，当时邓拓对于整风鸣放已有明确的宣传计划，并已上报给了胡乔木。实际上，并非邓拓，而是胡乔木对《人民日报》的宣传计划进行了压制。或许胡乔木已敏锐地察觉或推测出毛泽东意图“引蛇出洞”，因而表现出了犹豫和观望的态度。这一结果意外地庇护了《人民日报》的众多员工，使他们成功避开了这场灾难的侵袭。

又如，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毛泽东讲话号召大家“学海瑞”，要“六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一些人的授意和支持下，于是文坛、剧坛上出现一大批“海瑞”作品。当时，胡乔木就对我说过：“其实，主席的真意，是不希望出现‘海瑞’。”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仗义执言，成了毛泽东心中的“海瑞”。文革一开始，姚文元首先发难批“海瑞”，不仅彭老总，凡写“海瑞”、演“海瑞”的人在文革中都挨了整，很多人家破人亡。

胡乔木这个人，表现很“左”。其实，他的内心有时并不完全那样。众所周知，文革后期，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胡乔木写了揭发邓小平的长篇报告。1977年邓小平再度复出，乔木吓坏了。邓小平不计前过，又起用了胡乔木，但对他评价不高，邓说过两句话：一句话是“软骨头”，另一句话是“还是党的一支笔”。1979年3月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胡乔木和邓小平合作，草拟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听说1989年胡乔木去美国访问前，专门打电话邀总书记的秘书到他家做客。在谈话中，胡乔木说：“∗∗∗∗∗∗站不住，将从∗∗中删去。”他是用肯定语气讲的，表情则是笑嘻嘻的。在另一个更加正式的场合，他也讲过同样的话。

我对毛泽东的几位秘书都颇为了解。他们的个性各异，命运亦不尽相同。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首位秘书张如心，曾在《解放》月刊上撰写过题为“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文篇。此人个性鲜明，偶尔显得不够顺从，故不久后便不再需要他的服务。再一个是田家英，其人素以朴实无华著称，性格耿直刚烈，对于是非正义之事，拥有坚定不移的感念。在文革期间，他力图庇护彭老总，然而此举却引来了严重的灾祸。毛书房自裁明志。陈伯达直率，有野心。频繁向田家英探询毛的行踪，意图紧密跟随毛，以期获得毛的青睐与重用；然而，不久后却与林彪结伴，终因牵连而身陷囹圄，结局亦颇为凄惨！

胡乔木相较于田家英与陈伯达，智谋过人，擅长运用智慧。紧跟毛的步伐，步伐稳健，处处得心应手。胡耀邦曾对胡乔木有过这样的评价，他曾经告诉我：“若一日失去君主的依靠，便将惶恐不安。”在庐山会议期间，刘少奇首先提出，对彭德怀的批评应仅限于小规模范围内进行，并提议另起草一份反对“左”倾错误的文件，指定胡乔木负责起草工作。事后，胡乔木将此事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然而此举却遭到了刘少奇的严厉指责。夹于两位“主席”之间，胡乔木深感工作之艰，便以“精神衰弱”为借口，申请了“长期休假”。经毛的许可，胡乔木得以幸免于高层纷争和文革的浩劫；随后，他又得到邓小平的赏识，享年八十一岁，终得安详离世。传闻乔木临终之际，对某些往事有所省思，坦言其撰写的党史（即《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多有失实之处。鉴于此，为他举办的追悼会也相应降低了规格。